尹中校

题记：

是谁，让漫漫黑夜跳跃希望的火苗？
是谁，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深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

——普罗米修斯赞歌

尹中校﹐大家都習慣這樣叫他﹐以致時間久了倒記不起他的名字了。我和他曾在同一個集團軍服役﹐我在九一師﹐他是九二師某團政委。他的太太曾與我同校﹐其哥是我小時的死黨
。
我認識他時是在八十年代﹐那時我早已離開軍隊多年了﹐留在軍隊的戰友差不多都擔任了團級幹部﹐有的是中校﹐有的是少校。尹中校給我的印象不像是個團級幹部﹐因為他不像一般團級首長那麼大腹便便﹐依然保持著消瘦精干的身材﹔他也不太像個標準的軍人﹐因為你第一眼見他﹐倒會覺得他像是個學者﹐身上有股文氣。

一九八九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大家都知道在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尹中校在那一年也不动声色地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时途经辽宁，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宋克达向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汇报工作，提到了发生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政治要案：一位曾荣获全军模范指导员，中共十大代表等诸多荣誉称号的团政治委员，上书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一系列禁忌话题，如对军队要无条件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绝对一致口号的质疑等等。刘司令和宋政委征询赵紫阳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赵的意见是，此事军内似可讨论，对上书者宜冷处理。

这位胆敢触犯天条的上书者就是尹中校本人。

于今看来赵对此案的处理意见是温和和理性的，但赵一结束五天的访朝于四月三十日返京后，即遭中共保守势力孤立并解除权力。尹中校的最后命运也就决定了。

同年，六四血案发生后，杨尚昆、杨白冰把持的中央军委向全军下发一个文件，宣布对曾担任军师团职务的三位军官的处理决定。

首先是在六四大屠杀时抗命的前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这位落难将军拒绝用民众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他在军事法庭上掷下一句醒世恒言：“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第二位被宣布组织处理的师级干部与六四无关。他一直怀疑其上司刻意阻挠自己的升迁，这位心怀不满加仇恨的师政治部主任，在师党委会上，拉响了准备好的手榴弹，与他的上司们同归于尽。

第三位遭到处理的团级干部便是尹中校了。

按说尹中校的罪过与六四无关，也可说有关。说他无关，是因为当年上峰断断不会让尹中校这种有异端思想的人带兵进京勤王的；说他有关，是因为尹中校恰恰在悲剧发生前，以一个微弱的、但前瞻的声音警示过世人。

在中国，在改革开放号称政治开明的中国，当局是不准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统治者便是思想者，他们早为芸芸众生设计好了思想原则，而不准许离经叛道。尤其是为一党天下看家护院的军警宪特，更不可以有星点异端苗头。尹中校便是在这个最敏感领域里，犯了大忌。因为他的思索和问诘恰恰触到了统治者的软肋，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威胁和解构。他在如铁板一块的党军内部重申军队国家化这一民主政治的攸关命题，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如沉沉暗夜奋力划出一道光芒。尽管那光芒很弱，离黎明很遥远，但犹如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种，在人世间悄悄燃烧。

徐军长抗命不遵换来的是撤职查办，有的是人盯着军长这个位子。新任军长带领军党委全体成员，一致表态，与徐划清界限，挥师入京。在六四屠城中，三十八集团军臭名昭著，血债累累，成为杀人最多的屠夫军队。

徐军长铮铮铁汉，秉持正义，锒铛入狱，并未能制止悲剧的发生。在统治者眼中，他至多是个人行为，构不成对大局的威胁。然而，尹中校以一低阶军官赫然名列军委红头文件中，说明了他们对这位小人物所提主张的恐慌。

我在这里不想阐述尹中校提出的那个民主政治的命题，因为我相信读者的判断和取舍。我只是在离国十余载不时惦记着尹中校，他现在好么，在做些什么？

今年春，我借回国探亲的机会，想找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冒死进谏的兄弟聊聊，却未能如愿。听知情人告诉我，他妻子最终与他分手，远嫁澳洲。我的那位小学死党，身负一经济大案被网上通缉不知躲藏何处，无从找到他，自然也打听不到他的前妹夫尹中校了。

在京城，我与原来一个团的一位老战友相聚，他军旅四十载，正军任上足七载，获衔将军，作为天子脚下御林军的重要军头，功成名就，享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想当年，我的这位仁兄也和尹中校一样，同属一个军区，也是校级军官。尹中校出身红色家庭，其父为开国将军，曾任大军区工程兵司令。尹有太子党的背景，身上又罩有那么多的政治光环。如果他当年世事洞明，惟上是听；如果他只是思想，而三缄其口；如果……今天的他无论职位或待遇都不会输于我的那位战友。

尹中校在哪里，他也许风光发达；也许困顿潦倒；或只是爱妻离他而去那茫茫人海里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选择，他的人生际遇，或许能给我们对生命，自由，文明的洞察与困惑。
　　
往事已矣。回忆尹中校使我想起中世纪的火刑柱，想起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在此我以中华圣女林昭（被中共暴政处决）讴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诗句作结——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

金大爷的故事



小时候，我家住市政府家属大院，因为与市政府仅一条马路之隔，所以称作家属一院。大院东墙外是片很大的一片民宅区，所以走出东墙，就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每年入了冬季，就可以看到东边飘起的缕缕青烟，那里的居民在生火做饭，燃煤取暖。那是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因为在我家里，冬天取暖，每天有专门的师傅来锅炉房烧锅炉。家里保姆做饭，用的是煤气管道。我不懂在那些胡同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但一墙之隔，至少使刚记事的我第一次感受了人世间的不平。

在东墙外，我有一帮儿时的玩伴儿，其中有个男孩，姓金，在家排行老三，小名叫三儿。他家兄弟姐妹共五个孩子，三儿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一开始我始终搞不懂，他是老二啊，为什么非叫三儿呢？后来才知道，他上面原来还有个姐姐，不幸早早夭折。所以他的小名也隐含有纪念姐姐的意思。

三儿的家是我小时最常去的地方，按我家保姆的话，每天就象长在人家。那时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我童年黄金般的记忆就在那些年月里积累起来的。我常去三儿家，并不是我与三儿关系特铁，而是我总想见三儿的父亲，一天不见就想。那是位和蔼可亲长得胖胖的的中年男人。他是那种你只要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轻易忘记的人。打个形象的比方，你在市场上，地摊上到处可见的笑容可掬的弥乐佛的雕像，三儿的父亲貌似形似神似兼而有之。他的头永远是圆圆的、光光亮亮的，没有哪怕一丝细微的毛发。邻里的孩子们都称他为“金大爷”。

金大爷有三大好，好喝酒，好“说古”，好拉“弦儿”。

你无论何时见他，都是满面红光的，这恐怕是他的第一好造成的。他的第二好常常吸引一群人围在他的身边，听他满嘴的戏说演义，那真叫有声有色，娓娓道来。我打小从他那里听来的轶闻野史，人物传奇就有一大箩筐。你猜不透他那圆圆光光的头里究竟装了多少人间故事，话匣子只要一打开，总有新鲜话题，从不重样。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则轶闻说的是奉天府张大帅的故事。

话说倭寇早有吞并大中华之野心，东三省更是侵华的第一关。所以日本派特使携重礼来奉天看望东北王张大帅，妄图行收买之计。张大帅自是礼遇有加，把日使送他的重礼照单全收。可按外交礼遇，大帅该回赠礼物。张作霖是什么人哪，那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呵。他吩咐翻译去问日使，喜欢要什么。那位日使就发话了，能否请大帅一幅墨宝。翻译回话，要大帅一幅墨宝。这张大帅是土老冒儿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叫墨宝。下人赶紧说，就是给日本人写几个字。大帅一听这太容易了，吩咐笔墨伺候，大笔一挥，写下“墨宝”二字，送给日使。

这日本人展开一看，只见宣纸上赫然书写两个大字：黑宝。就问翻译，这个“墨”字大帅给写错了，下面少了个“土”。翻译赶紧传话回去，说日本人请您老人家把少了那个“土”填在下面。话音未落，但见大帅横眉立目，脸色大变，怒喝道：“大胆！我大东北之寸土，乃祖先所传，焉能送给小日本！”此言一出，吓得那位日使落荒而去。

就是因为这个段子，使我对这位张大帅，始终敬重有加。纵使后来在学校的课文里读到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于北平遇难，系张大帅所为，我也依然对他恨不起来。

金大爷拉的“弦儿”，其实就是京胡。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件中国乐器，就是在三儿家。金大爷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拉京胡，自娱自乐。一到这时，他家那住有五、六户人家的大杂院，就会挤满了人。金大爷平素很喜欢我，我自然是坐在最前面第一排。金大爷长的胖，手也胖；但奇怪的是他的手很小，指尖细细的象女人的手。而且指尖只要一搭到琴弦上，立刻灵巧无比，腾挪开阖，令你眼花缭乱。他永远是双目微合，一副陶醉其中的神态。他拉的都是老曲牌，也不知在他胸中装了多少曲牌，总也拉不完，人们总也听不厌。我那时不懂什么叫曲牌，只是觉得那琴声咿咿呀呀，咙哏咙哏，曲调宛转，变幻无穷。

金大爷的大儿子，小名叫大牛。大牛大我两岁，我叫他大牛哥。大牛哥极聪明，也会拉胡琴，听大牛哥拉琴，你绝对会相信这是得自金大爷的真传。但大牛哥真正令我叹服的还不是他的胡琴，而是他手中的那支碳素铅笔。那支笔在大牛哥手中仿佛有灵性和魔力，游走如灵蛇，未等你看清他的手是如何动作的，各种小动物已跃然纸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大牛哥还擅长画女人，他画女人时也同样走笔如飞，简单的数笔勾勒，就能将女人的美妙形体呈现在纸上。我那时坚信，大牛哥笔下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记得有一次，大牛哥神秘地把我叫到无人处，刷刷几笔，竟在纸上画出了个裸体女像。我敢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女性裸体画，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心头如撞鹿般噗噗直跳。大牛哥诡谲地把那张画从本子上撕下来扯成碎屑。在那个年代，大众文化视觉领域一尘不染，洁净得如同乌托邦，是大牛哥的铅笔给了我人体美的初始启蒙。

金大爷的家屋子很小，一进门是个小厨房，改成了大牛哥的卧室，一张简易的床占据了半间屋子。做饭改在了院子里。进了里屋迎面是一铺大炕，金大爷夫妇和五个儿女就住在这铺炕上。在我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生活之前，炕，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个神秘的民居符号。那神奇的大炕，竟可以睡下一家人；冬天炕内生火可以取暖，夏天全家人一铺大凉席；吃饭也能在炕上，聚友聊天也围坐在炕上。

金大爷拉弦儿有时也坐在炕上。一到这时，三儿的三个小妹妹――小四儿、小五子、小六子会一字儿并排趴在炕上，双臂拂在炕沿，下巴枕在手上，三只天真无邪的小脸儿齐整整地撂在炕沿上，听爹爹拉弦儿。四十多年岁月逝去了，那把京胡，那三个女娃粉嫰的小脸，如一幅年代久远的油画，至今还清晰地鏤刻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有年夏天，金大爷拉弦儿时多了位乐友，这回一把胡琴变成了两把，两根弦变成四根弦。一支京胡，一支二胡，一大一小，一长一短；声调一粗一细，一绵一刚，紧密呼应，你来我往，有声有色。那位拉胡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权且称他“大个”吧。
　　　　
他也确实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健子肉，仪表堂堂，是那种看一眼就能过目不忘的男人。如果拿他与后来的武侠电影里武功高强的武林侠客相比，他无疑更英气逼人。他长了一双大手，在我尚是孩童的眼里，那手简直如熊掌一般，与金大爷长得白嫩的小手，有得一比。可拉起胡琴来，一点也不含糊。只见那胡萝卜般粗细的手指在两根弦上疾动似风，徐揉如绵，拉出的音调竟是那样好听。

他家住在胡同远远的另一端，平素见不到他。后来听说他在一个海滨城市的戏校读书学艺，只有放假期间才会回来。他回到家里，有两件事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是和金大爷一起切磋琴艺；再就是他每天会在自家院子里独自修习武功。真难以想象，这位学戏曲的年轻人居然有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练功时，他家的院子会被人围得水泄不通。那时胡同一端金大爷的弦儿，另一端大个的习武，成了这条老城胡同吸引人眼球最多的两大文化景观。我曾经数次试图挤进那密实的围观人群，都被挡了回来。因为大人们说这不比听金大爷拉琴，小孩不可以靠前，会有危险。我只好挨在高高的人墙外，听着院里震耳的咣咣脚步声和翻筋头声。

没人会想到，这位平时一身练功服，走路一阵风的年轻人，会突然从人间消失。

他是被自家取暖火炉夜里释放出来的气体带走的。那年月，在我居住这座古城，每年的冬季，都在反复上演类似的悲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认识了那无烟无色无味的隐形杀手，可以如此轻易地夺去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大个走了。那年他正准备结婚。

整条胡同的老街坊们，自动聚集在他家门口为他送行。他的悄然离去，令人们扼腕欷嘘，更令金大爷的琴声平添了许多悲凉。

几年后，一场翻天覆地的风暴席卷了中国，给我留下无数珍贵回忆的那条老胡同也未能幸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本来面目，都被黑白颠倒了。

我再也不敢去三儿家了，因为红卫兵造反派说金大爷曾当过国民党建军上校，是个隐藏很深的大坏蛋。就连在我家生活长达十几年的保姆，也被查出历史上有污点。在伪满洲国的长春，她曾经是名只有日伪高官才得以一睹芳容的高级交际花（关于我家这位慈善可亲的保姆，我会在另一篇文中专门写她）。我的父亲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挨批斗，自己都朝不保夕，只好把保姆遣回乡下。

有谁能够将这位在街坊眼里的说古道今、操弦弄律的金大爷，同行武联想到一起呢。国民党建军上校，官阶不低呢。但据我现在的知识，建军差不多类似军队的预备役组织，金大爷的官衔十有八九是使钱捐来的。那阵子国民党象如今的共产党一样，腐败么，用钱买官，权钱交易，世风使然。

从那时起，有时我在胡同碰巧和金大爷走对面，他都会低下头，或别过脸去，象陌生人一样与我擦身而过。

胡同里弄再也未响起过他的琴声。

十年后，我在经历了下乡、军旅生涯后，又回到了这座古城。这时的我也有了近十年的演奏京胡的经历。我去胡同找金大爷，想同这位前辈切磋切磋，叙叙旧。可他家已经搬走了。站在他们八口之家曾住过的斗室门前，邻居告诉我，金大爷解放前在城里有一大片房子，都是他们家的，解放后被政府没收。现在国家给他落实政策，还给他家一部分房子。可那些房子都住着人，他也没办法赶人家走。所以，所谓落实政策还是一纸空文。

时光冉冉，今日，墙外的那大片民居早已不复存在，连同我家曾住过的家属大院，通通变成大厦林立的金融商贸中心，过往的一切痕迹都在现代化巨轮下化为乌有。惟有记忆留存下来——

金大爷和他的胡琴。

北京兵

　　　　　
　　　　　　
　　在部隊那會兒﹐對來自天南海北的入伍戰士﹐大家都有個約定俗成的叫法。比如從河南入伍的士兵﹐我們叫“河南兵”﹐山東的叫“山東兵”﹐黑龍江的叫“黑龍江兵”﹐依此類推。但也有不同的叫法﹐四川戰士大家很少稱四川兵﹐常常稱為“槌子”。我沒有考據這詞從何而來﹐但很明顯的是﹐你這麼稱呼他們﹐他們會不高興﹐象受了人格的侮辱。我們部隊也有不少來自吉林延邊地區的戰士﹐習慣上統稱他們為“鮮族兵”。許多鮮族兵剛入伍時基本上不會講漢語﹐可是他們來到部隊這個人人都講漢語的大環境﹐逼得他們不得不張口﹐因此常常鬧出很多笑話。
　　我記得的一件趣事是﹐有天早晨剛起床﹐一個鮮族兵大叫﹕“窗的打開﹐屁味兒的出去﹗”大家聽了都征了一下﹐繼而哄堂大笑。那位鮮族兵倒愣在那兒一臉困惑。那陣子聽他們講漢語整個兒一個“鬼子兵進莊”的感覺。我們也常拿他們開涮﹐比如大家都會用一句繞口令來作弄他們﹐“前軱轆不轉後軱轆不轉翻過來是個爬犁”﹐只要說的快聽上去有點象朝鮮語。
　　1971年初﹐我們部隊來了一批北京兵。那時許多人都沒去過北京﹐作為祖國的首都﹐北京在每個人心目中的份量是不容置疑的。北京兵似乎自己也深知這點﹐常不自覺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連一般的爭論聊天﹐人們都會讓他們三分或只有聽的份。甚至在部隊領導心中﹐也會對他們另眼相看。譬如﹐步兵團很少能看到北京兵的身影﹐他們多被分配到砲兵、通訊等特殊兵種﹐因為那些單位的工作任務沒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基礎是很難勝任的。
　　中朝邊境上有個全世界都熟悉的標誌性建築﹐就是鴨綠江大鐵橋。鐵橋連接著溝通丹東到新義州的鐵路﹐幾十年來﹐中朝兩國領導人的互訪﹐幾乎都是經由這里。距大橋不遠處﹐是一座鐵橋的殘骸﹐那座橋毀與朝鮮戰爭期間美軍的空襲﹐一直沒有拆除﹐而作為歷史文物和旅遊景點永久保留在江中。我部直屬高射炮營﹐就駐紮在江橋附近。那時誰也無法料到這支部隊里有兩個不起眼的士兵﹐後來會改寫中國電影史﹐對加速解凍臺海兩岸關係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進入七十年代後﹐中朝關係已大大緩解﹐不似六十年代末期那般緊張敵對。我方守邊部隊也隨之減低了戰備級別﹐軍營除了例行的訓練以外﹐部隊空氣倒是不失輕鬆。高炮營有批北京兵非常活躍﹐業余時間編排些娛樂性節目來為戰士們演出﹐什麼數來寶﹐三句半﹐天津快板﹐多是出自一位叫田軍利的北京兵之手。
　　高炮營還有個北京兵﹐叫費小地﹐他也真是象他的名字一样長的小巧玲瓏﹐整個人比別人小一圈﹐面龐清秀﹐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小很多。我常懷疑象他這種身高怎能通過入伍體檢那關﹐後來與他交往多了﹐才知道內情。原來其父為中國攝影界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佬級人物﹐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里陳列的許多戰爭年代珍貴的照片多出自費小地父親之手。作為中南海紅牆內的御用攝影師﹐別說其子身高不達標﹐就是再有點什麼生理缺陷﹐把人送進部隊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麼。借用老美的話叫﹕It's a piece of cake﹗
　　田軍利恃才自傲﹐比較清高﹔但費小地卻很容易打交道﹐我與他的關係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末。那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期﹐整個社會還未從十年禍亂和殭化古板中甦醒。可京城卻有幫前衛的年輕人﹐他們多是權貴階層的子女﹐有條件比普羅大眾提早接觸外部世界。當老百姓還不知鄧麗君為何方神聖時﹐他們就已經身著牛仔喇叭褲﹐享受日產立體聲音響里的靡靡之音了。小地與我那時的年齡正是“力比多”(荷尔蒙)分泌高發期﹐小地最喜歡的事就是和幾個死黨叫上我去部隊醫院找女兵跳舞。那些在軍營里面厌倦單調死板的女孩子也都樂于坐進首長的車﹐來到首長寬敞的別墅﹐與首長的公子們在鄧麗君的軟綿綿的歌聲下耳鬢廝磨﹐翩翩起舞……
　　小地還有讓我大跌眼鏡的驚人之舉(今天看來已很普通)﹐他會把女孩子領到香山無人處﹐上演一場在當時離經叛道的人體攝影秀。小地拿來他拍的片子給我看﹐告訴我這是某某中央領導的千金﹐並讓我發誓保密。照片中的女孩漂亮嫵媚﹐但每張片子都戴著墨鏡﹐大概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們大膽地在鏡頭前面寬衣解帶﹐有幾張十分暴露的片子模糊不清﹐我問小地原因。他說﹐兄弟你不知道﹐鏡頭里一出現不穿衣服的女人﹐手就哆嗦不聽使喚了﹐端不穩相機呵。小地擅長攝影子承父業本名正言順﹔可看著手裡的裸體照﹐想到其父拍的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禁啞然失笑。後來我聽說他和在中央音樂學院當團委書記的田軍利混到一起了﹐說是在編寫什麼電影劇本。
　　1986年﹐我來北京出差﹐突然看見北京鬧市街頭矗立的高大海報廣告牌﹐上面醒目地書寫著——血戰台兒莊﹐編劇田軍利﹐費林軍。呵﹐小地長大了﹐上了大片編劇榜﹐自然不宜再叫小什麼了﹐費林軍﹐這名字挺有氣派。可我認識的小地只會拍照﹐多年來從來未見他搖過筆桿子呀。那年月在中國影壇﹐有資歷有名氣有地位的大編劇多的是﹐編寫這樣的大片﹐怎麼也輪不上這兩位小人物呀。可當我看完這部片子﹐才恍然大悟。
　　中國在電影大片《血战台儿庄》出籠之前﹐反映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從來是個碰不得的禁區。大陸老百姓只知日本鬼子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打敗的﹐國民黨只會反共搞摩擦﹐再就是曲線救國走投降路線﹐抗日根本沒他們的份。首先這一條戒律便足以使那些大編劇們望而卻步。其次是舊中國的全部文史檔案資料一直處於封閉存檔從未解密狀態﹐尋常人調閱這類資料想都別想。然而對於這兩個初生牛犢﹐以上限制都不是問題。首先從事共青團工作的田軍利慧眼識珠﹐於李宗仁回憶錄里台兒莊一役受到啟發﹐年輕人沒有過多的精神枷鎖和顧慮羈絆﹐遂決意要闖闖這個禁區。其次費小地父親的地位輕易解決了第二個難題﹐所以聰明的田軍利必須要拉上不會寫文章的費小地一起來完成這件大事。
　　終於﹐電影劇本《血战台儿庄》完成了﹐1983年發表於《八一電影》雜誌第四期。電影劇本發表後沉寂了兩年﹐始遇良機。1985年﹐在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之際﹐北京軍事博物館抗日紀念館首次展出了國民黨正面戰場部分。官方釋放的這一信號促使中國當時最小的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定槌投拍《血战台儿庄》。經八一製片廠的介紹﹐廣西製片廠花三千元(當時的高價)從田、費二人手中買下拍攝版權﹐並邀請八一製片廠經驗豐富的導演楊光遠執導該片的拍攝。限於篇幅﹐後面的細節我就不再贅述了。
　　電影《血战台儿庄》問世了。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反映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影片﹐集紀實性、文獻性、詩史性於一身﹐真實再現了抗日戰爭史上重要的一頁﹐影片一上映立刻轟動海內外。
　　這裡擷取幾段花絮如下——
　　審片會上﹐一位領導問導演﹕整個影片都是國民黨的黨旗、軍旗﹐怎麼沒有一面紅旗﹖楊尚昆說﹕這是國民黨的抗戰﹐能出現紅旗嗎﹖大家聽了禁不住哈哈大笑。
　　影片在上海上映時﹐出現了觀眾集體為犧牲的抗日勇士致敬、默哀的動人一幕。
　　在香港首映式上。万民争看，轰动全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先生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于是，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中央，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意。于是，广西制片厂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立即带上飞回台北。
　　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地观看了影片，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不久，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互动往来的序幕。
　　《血战台儿庄》公映後即榮獲第七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等三項大獎﹐第十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廣電部優秀影片獎﹐还有國家授予的特別獎——抗戰獎。評論界少有的一致公認﹐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識的电影﹐它以詩史般的主題﹐油畫般的色彩﹐內蘊深刻的銀幕造型﹐開放式的故事結構﹐畢真畢現地還原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英勇不屈﹐抵禦外侮﹐浴血捐軀﹐氣吞山河的悲壯史實。在藝術成就上也達到了中國電影史上軍事題材影片的最高峰。
　　更讓《血战台儿庄》主創人員始料不及的是﹐此片引發了中國文壇不可遏止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敘事潮﹐影視﹐小說﹐報告文學﹐史料﹐回憶錄鋪天蓋地﹐一夜間為全體中國人洞開了曾遮蔽得嚴嚴實實的歷史一幕。除了電影里的李宗仁、白崇禧、張自忠、孙连仲外﹐人們還牢牢記住了孫立人﹐衛立煌﹐薛岳﹐杜聿明﹐傅作義﹐戴安瀾﹐王耀武﹐張靈甫等一長串響亮的名字﹐那些曾被當作歷史罪人的人突然被發現是功勛彪炳、流芳百世的的抗日名將。
　　田軍利在寫出《血战台儿庄》之後﹐又寫了《共和國不會忘記》《國魂》兩部電影﹐費林軍的名字再未出現﹐從此默默無聞。而田軍利則官袍加身﹐仕途亨通﹐吏至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中國東方歌舞團團長兼黨委書記。
　　我常常想﹐假如費小地沒有參軍入伍﹔假如他服役的部隊不是高炮營﹔假如田、費二人不曾相識﹐假如……就不會有《血战台儿庄》這部電影的存在，人們也無從知曉從鴨綠江邊殺出的兩个膽敢觸雷區的楞頭小子……
　　歷史存在太多的假設了。

　　寫至此我想﹐結束這篇記載我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兩個北京兵的大片再重溫一遍。
　　
　　　　　　　　　　　　　　　　　　　　　　【于二月二十六日午夜】
　　　　　　　　
　　　　　
　

壮哉！四野

　　　　　
　　我素來不喜歡馮小剛的電影﹐總覺得把王朔式的调侃搬到銀幕上看著彆扭﹐文學的會意、閱讀愉悅在電影的詮釋下變得蒼白而沒有血色。但《集結號》一片則徹底扭轉了我對他的看法﹐這部顛覆傳統戰爭影片的大手筆使我震撼﹐令我熱淚橫流。
　　20年前﹐一本轟動中國大陸的書籍被中國政府查禁﹐當時我正在北京出差﹐聽到消息趕緊跑到人民大學門前的書攤買了一本﹐這本書叫《雪白血紅》。我對此書之所以情有獨鐘﹐除了我是個老資格的戰史發燒友外﹐還有兩個因素令我對其另眼相看﹐一是書裡的主角東北野戰軍是我父親的老部隊﹔二是此書作者張正隆原來與我隸屬同一個集團軍。
　　這是一部直面戰爭的血腥﹐戰爭的死亡﹐戰爭的恐怖﹐少有人為修飾和政治偏見的著作。而馮小剛的《集結號》在還原戰爭的殘酷、重現戰爭血淋淋的真相上﹐師承了《雪白血紅》的全新視角。
　　1989年出版發行﹐1990年被禁的《雪白血紅》﹐在以後數十年里再版發行無數次﹐但沒有一次是官方正式出版發行﹐全部是書商的非法印刷﹐地下發行。我曾買過後來書攤上的盜版書﹐翻開內頁﹐印刷低劣﹐錯誤百出﹐不堪卒讀。但即便如此﹐仍暢銷不衰﹐讓書商們賺得缽滿盆滿。
　　那時的中國社會尚未學會今日大行其道的新聞“炒作”﹐政府的查禁就是變相炒作﹐因為這行為本身就是對宣傳此書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大眾受逆反心理驅使﹐反而對禁書趨之若騖﹐恨不得先睹為快。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此書在海外以英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等十幾種文字出版發行。作者在“休眠期”被扣壓的稿酬同樣令人眼花繚亂﹐美鈔﹐日幣﹐英鎊﹐馬克﹐儼然一個萬國銀行。
　　今天的讀者有幸讀到這部難得的史書﹐應該感謝中國曾經的八十年代。十年動亂後的八十年代﹐被公認是政治相對寬鬆﹐學術相對自由的“小陽春”時代。整個中國文壇呈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活躍與生機﹐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探索成果傲人。軍內也涌現出一個以莫言為領軍的優秀作家群體。作為軍方權威性出版機構的解放軍出版社﹐於1986年策劃了一套叢書出版選題﹐以解放軍各個歷史階段的大型戰事為題材﹐以新的視角和戰爭觀﹐用文學紀實手法寫作﹐定名為《中國革命鬥爭報告文學叢書》。該叢書計劃出30卷﹐從土地革命戰爭一直寫到抗美援朝戰爭。應該說﹐這個出版創意既壯觀宏大、眼光獨到﹐又填補了軍史寫作的一個空白。熟悉中共軍史的讀者都知道﹐如此成系列有影響力的戰史叢書﹐中共建政後只出版發行過一套﹐就是將帥們回憶錄體裁的《紅旗飄飄》。出版社為籌劃該叢書﹐召集了一批軍內作家各自領銜受命﹐張正隆作為來自沈陽軍區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選題是遼沈戰役。
　　1989年8月﹐《雪白血紅》面世﹐立即引起巨大轟動。但這轟動後面卻有些弔詭﹐像川劇裡的變臉。首先是學界和民間空前一致的追捧﹐第一版93000冊很快售罄﹐連續加印兩次仍難以滿足需求﹐市場開始出現不同版本的盜版書﹔海外很快也出版了多種語言的版本﹐同樣造成轟動效應。與之相對應的是在中國政界﹐也暗流涌動﹐近百軍中老人上書中央﹐狀告該書及作者歪曲歷史事實﹐捧林貶毛﹐曲解革命戰爭﹐夸大四野戰績﹐為林彪以及死黨翻案等等。告狀老人中無一人是出身四野的戰將﹐全部為一野、二野、三野出身﹐而且以二野將領居多。眾所週知﹐在鄧小平掌控中共最高權力後﹐中共軍政佈局以使用二野出身的幹部居多。
　　所謂二野﹐即前身為中原野戰軍的劉鄧大軍。中共在吹捧二野戰史最為自豪的是“千里躍進大別山”。歷史的真相是﹐中原野戰軍在國民黨悍將、素有“小諸葛”之譽的白崇禧的圍剿下﹐千里流竄大別山﹐不但丟失了全部重裝備﹐十二萬兵力折損至不足七萬。直到戰神粟裕佈局淮海大戰﹐才令中野擺脫了大別山的惡夢﹐不懂軍事的鄧大人才有機會履新戰役總前委書記一職﹐從此淮海戰役的榮耀和光環與鄧便緊緊地捆在了一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84年2月5日﹐一代名將粟裕鬱鬱而終﹐生前強加於他頭上的種種不公正﹐並未在鄧主政的中共當局獲得糾正﹐粟申訴多次未果﹐帶著諸多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參看粟裕夫人楚青的回憶錄)。
　　中共軍隊內山頭林立﹐派系多門。當年四野八十萬勁旅(號稱百萬)揮師入關﹐迅速拿下平津﹐如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大半個中國﹐蔣軍精銳多被林總吃掉。四野越打越強﹐越打越猛﹐越打越大。如此威風﹐也為自己埋下了不祥的種子。想當年漢將韓信﹐巧佈十面埋伏﹐取楚霸王首級﹐奠漢朝百年基業﹐功高蓋世﹐最後死於婦人之手。歷史就是這樣驚人的巧合﹐公元前的歷史悲劇在中共譎詭的政壇上反復上演。1971年的“9.13 事件”和隨後的大規模整肅﹐使四野出身的大批幹部落馬倒地﹐元氣大傷﹐再也沒能復原。那以後朝中再也無人替四野說話﹐更別提為《雪白血紅》申辯了。
　　1990年8月﹐剛剛走馬上任的軍委主席江澤民就接到王震轉呈的老軍頭們的狀子﹐豈敢怠慢﹐提筆批示﹕“不可低估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軍中的影響”﹐並定性該書有重大政治傾向錯誤。六四罪魁、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領旨立即進行軍內整肅。解放軍出版社等文化部門一批人受到株連﹐作者張正隆被“冬眠”打入冷宮。同時被點名批判的還有黎汝清的《湘江之戰》和《皖南悲歌》。湘江戰役是中共軍史上的惡夢﹐是當年紅軍被迫撤離蘇區後打得罪慘烈、最危險的一仗﹐整個湘江被紅軍的血染紅了﹐幾十萬紅軍經此役折損八九﹐中共差點做了石達開第二。皖南事變是新四軍被顧祝同率領的國民黨軍隊所圍殲﹐軍長葉挺被生擒﹐政委項英犧牲﹐近萬指戰員遭滅頂之災。這與中共軍史里百戰百勝的神話嚴重牴牾。
　　我當時是一口氣讀完了《雪白血紅》﹐接著又閱讀了這套叢書首批出版的平津戰役卷《歷史﹐在北平拐彎》﹐濟南戰役卷《龍嘯泉城》﹐解放石家莊卷《石開門》﹐解放大西北卷《鏖戰西北》﹐西安事變卷《黃土地﹐紅土地》等書。平心而論﹐這些書有的寫得很爛﹐有的還算不錯﹔但跟《雪白血紅》相比﹐無論是歷史高度﹐還是史實價值﹔無論是藝術性﹐還是真實性﹔無論是可讀性﹐還是震撼性﹐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之上。此書還創下一個世界之最——在中國出版史上﹐乃至世界出版史﹐惟一一部被百名將軍告狀的戰史書。巧合的是﹐作者在寫這本書之前﹐恰好也採訪了百餘位當年參戰的四野老人。這一切使在1989年8月之前僅小有名氣的張正隆﹐因一部《雪白血紅》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從而奠定了他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因《雪白血紅》而被冰藏了十八年的張正隆﹐終於又在2008年推出了該書的續篇《槍桿子﹕1949》。我還未來得及閱讀這本書﹐可常識告訴我﹐這部續篇雖然是十八年磨一劍﹐一旦亮劍一定會先聲奪人﹐流彩紛呈﹔但它也一定是與當局妥協的產物﹐先天不足會令這部續篇無從達到《雪白血紅》的歷史高度。(作者十分無奈地承認此書的出版被審查刪掉十萬字的內容。)
　　父親離世前三年﹐我曾將《雪白血紅》鄭重推薦給他閱讀﹐一是想驗證一下作為那場戰爭的親歷者的父親讀後是什麼反應﹔二是書中有相當大的篇幅是描寫四野三縱(今四十集團軍)的﹐父親當年隸屬三縱七師。在遼沈戰役中﹐三縱七、八、九三個師﹐一直作為林總的鋼刀用在最難啃的戰鬥上。
　　父親讀完書後面色嚴峻﹐僅僅從嘴脣中間迸出兩個字——
　　真實。
　　父親走了多年後﹐我時常在掂量父親說過的這兩個字所包含的意義。父親為什麼只用兩個字為這部史詩性巨著作評呢﹖是他吝嗇自己的話語麼﹐我想不是。“真實”對於中國﹐太難能可貴了﹔“真實”對於父輩經歷過的腥風血雨﹐就更是沉甸甸到難以承受。我們還有多少蒙垢的史實需要張正隆們還原﹖今天的中國社會﹐“跪著寫﹐仰著看”是否還在大行其道﹖
　　我還記得父親笑著對我說﹕“我們七師還有句著名的順口溜作者沒寫進去。”遂吟道﹕“七師打﹐八師看﹐九師圍著屁股轉……”
　　父親說﹐八師九師還是後來才趕上我們七師的戰鬥力的。所以作戰凶猛的七師從上到下﹐都會說這段順口溜。
　　寫至此﹐一股油然而生的敬意由心底昇起——
　　壯哉﹗四野。
　　悲哉﹗林總。
　　四野的老人家們﹐你們一路走好。歷史將永遠銘記你們的的殊勛﹗


　　　　　　　　　　　　　　【含泪写毕于二月二十五日凌晨】

　　　　

　　　

密告的魔咒

　　

　　題記﹕一旦一個國家……原則上允許甚至希望告密時﹐其他正派人就會被恐懼所驅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當人們不被懷疑是站在魔鬼一邊而是站在上帝一邊時﹐好像告密不是出賣﹐而是在向上帝獻祭。
　　　　　　　　　　　　　　　　　　　　——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1989年6月5日﹐上海音樂界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學術討論會﹐特邀中國藝術院音樂研究所副所長ＸＸ（為個人隱私由姑隱去姓名）到會做專題發言。那幾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黑暗的日子﹐與會者急切地想從剛從首都趕來的學者口中打聽消息﹐於是學術會議內容自然轉到北京流血事件這個大家都關心的議題。本來就悲憤莫名的他﹐當場口無遮攔﹐出言無忌﹐向與會者描繪了他的所見所聞。會議結束後﹐他返回北京﹐即遭戒嚴部隊逮捕。
　　2009年8月﹐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2009巨人杯全國民族器樂大賽”中﹐我在電視熒屏中又看到了他。一晃二十年未見了﹐小我一歲的他已兩鬢霜染﹐平添更濃的學者風范。作為二胡大賽兩名綜合藝術分評委之一的他﹐思路敏捷﹐語言犀利﹐博聞強記﹐見解過人﹐給參賽選手和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當年在我結識這位青年才俊之前﹐曾閱讀過一個科普風格撰寫的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發展史的小冊子。從事音樂研究的我讀過大量相關著述﹐可這本不太厚的書籍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我在參加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學術研討會上﹐我認識了他﹐當時他已進入音樂理論界擔任了重要職務﹐主攻中國音樂史和佛教音樂的研究。
　　20年前他的被捕無疑是與會者里有人舉報了他。參加那次會議的代表有許多是我的同行和朋友﹐大家對告密者痛恨至極﹐但至今也不曉得是何人做下這等傷天害理之事。也許中國會有如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曝光那一天﹐真相方能大白與天下。這次卑鄙的告密後果是什麼呢﹐這位極有前途的青年學者被免去音樂研究所副所長一職﹐陷獄三年。面對這一切﹐他丟下一句佛教箴言給世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然後慷慨赴難。
　　在那幾十天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里﹐每天看著電視臺對舉報者的採訪﹐仿彿一把鋸子在慢慢凌遲著我的神經。今天回想起鏡頭前那些告密者﹐使我記起聶紺弩關於告密者的評述﹐“密告﹐自古有之﹐也算個職業了﹐是由國家機器派生出來的。國家越是專制﹐告密的數量就越多﹐質量也越高。人們通常只去譴責猶大﹐而放過了殘暴的總督。其實不管猶大是否告密﹐總督遲早也會對耶酥下手。
　　我原來所在的集團軍也參與了北京的戒嚴行動﹐據老戰友回來講﹐部隊每天給戰士反復播放那些被殺被燒死士兵的錄像﹐激發他們對“暴亂份子“的仇恨﹐然後再派他們出去抓捕被群眾舉報的反革命﹐根本輪不上北京的警察插手。紅了眼的士兵們捉到人先打個半死﹐然後再移交司法機關。沒有人能夠幸免於這頓發泄仇恨的毒打﹐聽說也包括我那位故交。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麼。那些電視鏡頭上一批批被押赴刑場就地槍決的年輕人﹐正是士兵們和告密者們聯手的傑作。我同時也相信﹐那些在電視鏡頭前挺身而出的告密者﹐很可能幾天前還在熱血沸騰地為遊行抗爭學生捐錢捐物、送吃送藥。鎮壓者的槍聲一響﹐屠殺被至高無上的權力罩上絕對不容置疑的法統和道德光輝﹐異議者被宣佈為國家的敵人﹐出賣被冠以正義的外衣﹐告密受到無限鼓勵﹐曾經聲名狼籍的特務政治捲土重來。政府經由央視發佈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告密被提昇為國家行為和全民行為﹐並冠名“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當代文化批評學者朱大可在談及告密制度深有體會地說﹕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里﹐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7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六十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歷史上最遼闊的冤獄。“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
　　專制制度是塊孕育背叛與密告的肥沃土壤﹐其中浸透著數不清的血淚與冤魂。在《古拉格群島》里﹐索爾仁尼琴探討了大量告密現象。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買面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一旦做到了這點﹐那麼他們“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之外”﹐還能達到另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所以﹐當“背叛成為生存方式”之後﹐”“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我自己就曾親身遭遇過類似的背叛和出賣。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在樣板戲劇團工作﹐那時的文藝工作者負有佔領革命舞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光榮使命﹐劇團領導把抓階級鬥爭新動向作為劇團建設的首要任務。何謂階級鬥爭新動向呢﹖階級敵人的破壞﹐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西方和平演變都是。那麼領導又是如何做到明察秋毫的呢﹐當然離不開告密。樂隊有位胡琴手曾一時手養﹐閒時偷偷拉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被人舉報後遭到批判。那時誰都知道這首歌是為大土匪賀龍（共和國開國元帥﹐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歌功頌德的﹐這是雷區﹐進不得的。
　　劇團有位舞蹈編導﹐因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不久前被空軍處理下放到我們團里來。禍起于他的一個夢。有天睡覺他做了個夢﹐夢見自己落在海水里﹐他遊啊遊啊遊了很久﹐終於上了岸﹐卻發現自己到了台灣。啊﹗台灣被我們大陸解放了﹐到處飄揚五星紅旗﹔台灣百姓像迎接親人一樣﹐敲鑼打鼓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他也真會做夢﹐夢里都惦記著祖國統一。第二天他把自己的夢當作笑話講給同事聽﹐遂被告發。上級說他這是做夢都想叛逃到台灣。他百口莫辯﹐含冤遭貶﹐斷送了前程。
　　七十年代初文藝界有個著名口號﹐就是演英雄人物﹐首先要學做英雄人物。我們劇團有位扮演郭建光（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主要人物）的主要演員﹐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人物的他﹐總感覺高人一等﹐平時不大合群。大家聚在一起胡侃閒聊時﹐他總是躲在一邊﹐手裡捧本毛選或紅旗雜誌（當時中共中央出版的期刊）﹐用紅藍鉛筆在上面劃道道。大家背地裡都稱他為“郭指導員”。
　　我那時有個貼身的寶貝——紅旗牌半導體收音機。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們的信息來源除了報刊雜誌﹐就是收音廣播了。我那時能將所有現代京劇的音樂熟記於心﹐全拜收音機所賜。在很長一段日子里﹐每當收音機一開始播放革命現代京劇﹐我會立即操起胡琴隨著廣播從始至終拉一遍﹐不管是哪齣戲﹐都難不倒我。到後來漸入佳境﹐甚至可以一個音符一拍節奏都不會有錯﹐與廣播吻合的嚴實合縫﹐完美無缺。我這一手﹐無論新老樂手﹐還是師傅徒弟﹐無不稱奇折服。這台半導體收音機除了作為我忠實的練琴夥伴之外﹐還常常引領我倘佯暢游更廣闊的世界。一天﹐我正在轉動收音機的旋鈕﹐“郭指導員”走了進來﹐突然對我大喝﹕你收聽敵台﹗聽到這聲蠻橫無端的指責﹐我立刻將旋鈕固定在他聽到的這段音樂上﹐反問他有什麼根據斷定這就是敵台。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很多可能不了解何為敵台。在中國﹐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被嚴格控制﹐政府控制之外的境外對華廣播一律稱為敵台﹐嚴禁收聽。其他在場的同事見這一指控非同小可。紛紛站出來勸解。我的一個好友平素就見不慣他那種假正經面孔﹐反指著他說﹕你如果事先沒聽過﹐怎知那是敵台﹖這句質問非常有殺傷力﹐只見他一下怔住了﹐臉紅一陣白一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急敗壞轉身走了。
　　幾天後﹐在一次排練間歇﹐我獨自坐在舞台下休息﹐“郭指導員”湊了過來坐在我身旁。他手裡拿本毛主席語錄﹐對我念了一段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領袖教導﹐接著就那天的事開始作自我批評。他態度之誠懇﹐言辭之煽情不覺打動了我﹐於是鬆懈了對他的警惕。我對他說﹕其實沒什麼﹐那天確實不是敵台﹔即使是又如何﹐我們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后代﹐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見我如此說﹐便循循善誘﹕那是當然﹐但階級敵人總是狡猾的﹐我們可不能上當受騙啊。我不知不覺把他當成知己﹐脫口而出﹕不會不會﹐香花毒草我還是分得請的﹐蘇聯﹐日本﹐還有台灣的中文廣播﹐在我調台時都曾碰巧調出過﹐也沒把我怎麼樣嘛﹐他們的造謠我根本就沒信過。“郭指導員”不露聲色﹐接著誇獎我一番﹐結束了那次交談。
　　第二天﹐我被叫到團部﹐三位領導臉色嚴峻﹐宣佈我被審查﹐交待自己的問題。
　　今日的中國大陸﹐因反腐運動派生出一個新詞彙﹕“雙規” ——就是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而四十年前﹐我有幸提早享受了這一政治待遇。我頭一天和“郭指導員”所說的話﹐被領導一字不差地重複出來﹐作為我無法抵賴的鐵證。從那天起﹐樣板戲劇團偷聽敵台事件成為各級領導抓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政績﹐他們紛至沓來﹐光顧這個他們從前很少踏足的劇團﹐作指示﹐搞路線分析﹔大會批判檢討﹐小會檢討批判。我的母親也被請到團里﹐為我的彌天大罪哭紅了雙眼。
　　此案最後的組織處理是對我網開一面﹐原因是我家庭出身好﹐根紅苗正﹔加上我的年齡小﹐業務水平高﹐屬於尚可改造之列。但那位替我辯護的好友就沒那麼幸運了﹐他的家庭出身不算好﹐作為老知識分子的父親被關進牛棚正在接受審查。團里決定拿他殺雞儆猴﹐作出予以除名的處份。才華橫溢的他當時正與團里一位靚女談戀愛﹐無端端禍從天降﹐兩個人涕淚對流﹐難捨難分﹐最終還是斬斷情絲﹐因我的無辜牽連而毀掉了這段美好姻緣。
　　我雖被放過一馬﹐但仍躲不過特殊的“政治待遇”﹐當那些因為偷聽敵台（聚眾收聽）的農民被當作現形反革命公審後處決時﹐我被迫肅立全程收聽公審實況……
　　眾人蒙難﹐惟有一人立功受獎﹐“郭指導員”因階級鬥爭覺悟高﹐黨組織一致通過其加入中共黨員。
　　九十年代﹐我們這些當年的老同事老戰友多次聚會﹐我都沒見過“郭指導員”。我很奇怪﹐就問大家﹐他為什麼一次也不來參加聚會﹖
　　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一個人肯去通知他。

　　日內瓦有過一條制約告密者的法律﹐“任何控告別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證明他的控告是正確時才能獲釋。”茨威格如是說。
　　但願我的祖國永遠告別密告﹐祝愿我的同胞不再因這魔咒而蒙冤受難﹐祈願我們的后代有一天能真正生活在祥和之世。
　　　
　　　　
　　

老外學民樂

　　八十年代時﹐我有位在長影樂團拉小提琴副首席的朋友﹐我出差去看他﹐我發現他的業余時間都花費在兩件事上﹐一是養君子蘭花﹐二是在教日本留學生拉二胡。我很奇怪﹐就問他﹐你是拉提琴的﹐怎麼倒教起胡琴來了﹖他笑著回答我﹐很多日本留學生對中國的胡琴有濃厚的興趣﹐教他們一堂課的收入抵得上他半個月的薪水。後來這位朋友終於在九十年代初去了日本留學並定居東瀛﹐我不曉得他是否還在那裡教授胡琴﹐但萬萬沒有料到我自己十幾年後﹐居然也有了跟我學習胡琴的美國學生。
　　有一日﹐我的電郵信箱收到一封陌生的來信﹐寄信人是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萊斯大學攻讀鋼琴博士學位。她在來信里詢問我是否在教授二胡﹐並問我是否收美國學生。我不認識這個女孩﹐也不知她是從哪得到我的信息﹐就問她是誰要學胡琴。她告訴我﹐她的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學在為父親找二胡老師。這是我在休斯敦開班授徒以來第一個找上門的美國學生﹐我特別感興趣﹐就非常痛快地答應下來。
　　一星期後﹐一位白人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手裡持支二胡。他告訴我胡琴是他去中國旅遊時購買的﹐因為他覺得價錢太便宜了﹐就買了它帶了回來。從這位老先生嘴裡得知﹐他有四十幾年拉奏小提琴的經歷﹐他的兒子正在萊斯大學讀小提琴專業。是他委託兒子在萊斯大學到處找中國學生打聽哪裡可以學胡琴。對於這樣一位老資格音樂發燒友來說﹐學習掌握另一種樂器就不算太困難了﹐所以他學得很快﹐不久﹐他不再來上課了。我妻子在休斯敦醫療中心白血病研究中心上班。一天她帶回來一本醫療中心的學術期刊﹐封面赫然是那位跟我學習胡琴的老先生。我這才知道他原來是位在醫療領域頗有知名度的專家。
　　第二位學習二胡的美國人叫托尼﹐他是個青年人﹐特別喜歡中國文化﹐甚至娶了位中國姑娘作太太。托尼彈一手好吉他﹐我看過他帶的樂譜﹐程度不低。所以我曾與他相約﹐把二胡與吉他組合在一起﹐嘗試搬上音樂舞台。他也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可不知他出了什麼狀況﹐托尼上了幾次課後突然消失了﹐他放在我這裡的樂譜和預交的學費我竟無法還給他。
　　迦士是位美國白人青年，他是跟我學習二胡的第三位美國人。
　　和一般美國人相比，他有些與眾不同。首先美國是個汽車大國，幾乎人人以車代步，我的家三口人就是三台汽车。可我很少看见迦士開車，他的代步工具也有四個輪子，但你们不要誤會，那不是汽車，是那種美國中學生特别喜愛的四輪滑板。他是位比較典型的中國迷，當别人僅僅對中國這個國度感到好奇時，他已去過幾次中國了；當大多數美國人僅僅從影院里領略中國功夫时，迦士早已有多年學習太極和功夫的經歷了。
　　每當到了上課的日子，在我家前面的那條街上就會出現一個飛速滑行的身影，那一定是迦士，身著一身練功服，胡琴盒斜背在身後，英姿勃勃，引人注目。我曾带他到我家後院堆放雜物的小倉庫，指著我們自己很少使用的自行車對他說，這輛車免費送他，以後別用這滑板了。可他還是寧願用他的滑板来我家。
　　二胡在中國的拉弦樂器裡﹐應算是最難學的樂器了﹐對文化背景相異的美國人就更是如此。迦士在跟我學習二胡之前﹐並沒有學習過任何樂器。他對我說僅在學校吹過一點長號﹐早忘光了。我曾問他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下決心要來學習掌握這樣難的一件樂器﹐他對我說中國的一切他都十分感興趣。
　　迦士是個非常認真的學生，每次上課時間都非常準時，寧可提前到，也從不遲到。要知道他是位不開車的人士。迦士也是個聰明的學生。初學二胡時，他坐姿緊張，操琴也緊張；兩隻胳膊與雙肩僵硬地架著。我對他說，學習音樂切記要放鬆。他立即領悟，對我说，是不是象學太極，邊說邊在我面前比劃著。迦士又是個勤奮的學生，每次佈置給他的家庭作業，他都會認真對待。這從他每次來上課的拉奏中可以看得出來。没有花費時間和精力練習，他是不會有這種進步的。他對我說他住在公寓﹐練琴時曾招來鄰居的抱怨。我便教給他一個解決的辦法﹐用支半截鉛筆代替琴碼﹐聲音立刻小了很多。我告訴他﹐我自己也曾這樣練過好長時間的琴﹐即使是在夜裡﹐琴聲也不會騷擾到別人﹐僅有自己才聽得到。我示範給他看﹐他看了開心得像個孩子。
　　在2007年央視舉辦的“雅士利”杯首屆民族器樂大賽中﹐增設了海外組選手的比賽項目﹐一位叫中西桐子的日本女孩以一曲《戰馬奔騰》打入決賽﹔再以一曲《豫北敘事曲》拿下決賽銀牌。就是這樣一位跟主持人對話需要通過翻譯的外國選手﹐拉起二胡有模有樣﹔詮釋二胡經典名曲也十分到位。尤其在展示才藝表演時﹐自拉自唱《不得不愛》﹐傾倒全場。決賽時一分鐘技巧展示﹐用二胡模仿銅鑼惟妙惟肖。當主持人問她為何喜歡中國音樂﹐她回答說﹕中國音樂即使沒有歌詞﹐也能表現豐富多采的內容。言簡意賅﹐將胡琴這件樂器的獨有特性和魅力一語道破。
　　我心裡為這位女孩喝彩﹐也為她背後的老師所付出的心血由衷讚嘆。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太多相似的東西﹐大文化背景屬於近親。而西方人若達到這位日本女孩的理解程度﹐可能會有更大更多的難度。所以我的前兩位美國學生大概知難而退了。
　　那麼迦士會怎樣呢﹖
　　我期待著他的努力。


　　　　　　

两根弦的叹息

　　前些天在长城书店，建光介绍一位朋友给我认识，这位曾在纽约生活过的朋友听说我会拉胡琴，遂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在纽约时曾在地铁见过一位来自国内某著名音乐学府的胡琴教授，每天坐在那里拉二胡。在他脚下放着顶帽子，里面是客人丢进去的零钱。他告诉我这位老教授很聪明，开始演奏前自己先放些钱进去，而且绝不放一元的钞票，都是五元或十元票。他这样做的目的想来大家都会明白，客人施舍的钞票就不会有一元钞，他赚钱就会很快。其实他也值这个价码，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校教授尽管是坐在地铁里拉二胡，我相信他不会糊弄洋鬼子，他拉出的音乐保证会是一等一的；只是匆匆的过客可能感觉不到他们所遇到的是位真正的胡琴大师。那位教授对他说，他每天拉够一百五十元就拔营离开，因为这个收入已是他在国内所赚薪水的数倍了。一开始他需要十个小时才能完成，后来就越来越快，拉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越来越精明，开始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和赚钱方式了。
　　这位来自纽约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本应该在音乐圣殿鸣响的琴声，却被生存现实挟持到地铁，更可悲的是艺术家对这种现状的知足。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并未觉得很受震动。用胡琴演奏赚美元的事我自己也有过亲身体验，给我留下的感觉有如打翻了五味瓶。我相信那位音乐教授在卖艺维生之余，一定也有许多不能言说的内心的挣扎。休斯顿没有地铁，所以我尚无在地铁车站演奏胡琴的体会，但石油公司，博物馆，骨董店，商业发布会，募款餐会以及各类走穴我都经历过。每逢这时，我的音乐便低下了高傲的头，屈身于俗不可耐的商业点缀，变成了被待价而沽的赤裸商品。那边厢推杯换盏，谈笑甚欢；这边厢如坐针毡，似被剥光了衣衫，身无寸缕，无地自容。此种情境下，如果你还坚持你演奏的是音乐，那绝对是自欺欺人。
　　在中国，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音乐艺术要服从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政府把艺术家养起来，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歌颂党赞美集权自然成为艺术家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在西方国家，音乐艺术不会和政治挂钩，但一定会和商品市场脱不了干系。音乐人没人养你，要生存，就不得不身陷于商品市场这张网左冲右突哪怕是弄得遍体鳞伤。西方主流音乐市场是个完全成熟运作规范的结构体系，代理人或代理公司充当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音乐人或音乐团体的演出日程，包装宣传，广告销售等一条龙作业，通常是由这些专业人士和机构来实施完成的。我在美国也曾与代理人打过交道，但严格说与其称其为代理人，倒不如称其为“掮客”。因为他们仅仅是委托方与音乐人之间的中介，这种作业没有半点艺术成分，只是把音乐或演奏当成纯商品的经营。芭芭拉就是这样一位代理人。
　　记得刚来美国不久，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十分好客的夫妇，计划邀请所在社区的邻居们到他家的豪宅来聚餐。这样社区的每一家都收到了一件邮差送来的印制精美的邀请函，除了邀请信以外，还有一份内容详尽的合约，注明收信人须仔细阅读条款内容，并签名寄回方可登门赴宴。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不就一个邻里聚会么，何以弄得跟签卖身契似的。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这件在美国人眼里很正常的事，到了东方人那里就变得不可思议。需要你必须签字的合约是什么内容呢？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客人在主人家发生的任何人身意外，主人皆不负任何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这就是美国，你在他家下楼梯时一不小心失足摔断了腿，或者严重到瘫痪；如果主人没有这份有你签名的合约保护，那十分可能会面临诉讼和巨额索赔。
　　芭芭拉传到我电子邮箱里的一份需要我签字寄回的演奏合约上，就有类似内容。由于在这之前我读过这个故事，我也就入乡随俗大笔一挥签了这份“卖身契”。合约里也注明了演奏的场所和日期，两小时的胡琴演奏薪酬三百五十元，当然我只能拿二百五十元，多出来的可能是芭芭拉的报酬。
　　到了那天，我盛装华服，按约定时间赶到演奏地点：休斯顿艺术博物馆。芭芭拉也如约赶到，之前我不认识她，那天是第一次见面。她长的又高又壮，是那种典型的美国职业妇女。她与我简单寒喧后引领我到二楼一个宽敞的展厅，展厅放置许多透明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来自亚洲和非洲古老的艺术品。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些展品的售价，大多高得令人咋舌。芭芭拉指着一个事先摆好的椅子，告诉我这就是今晚我演奏胡琴的位置。说完她丢下一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我，转身走了。芭芭拉的消失告诉我，她的使命到此为止，下面将是我两小时的演奏。而这演奏的好坏成败，仿佛与她毫不相干了。
　　我坐下来准备我的乐器和音响，为这次演奏事先我做了充足的准备，带来数张伴奏ＣＤ做演奏的音乐背景，特别挑选了不少通俗歌曲、民歌改编的二胡曲，并准备了部分西方经典的古典名曲做风格上的搭配。这些东西加一起，连续演奏两个小时绰绰有余。
　　在我演奏的展厅里，临时摆放了两张餐桌，桌上的酒具器皿相当讲究高档，每张桌都有专门请来的男侍肃立一旁。过了一会儿，我被示意可以开始了，随着琴声，客人们陆续走进展厅，有白人，也有亚洲人，多是夫妇相偕，看上去都是有头有脸腰缠万贯的富人。这是博物馆方面主办的募款餐会，规格很高，不仅宴席不菲，还专门请来东方乐手为其助兴。有的来宾会走到我面前饶有兴趣地看我拉琴，并客气地恭维几句；更多的人对我则视若无睹，好象我和我的音乐毫不存在一般。长着亚洲面孔的公关小姐经验老到地应酬着客人们入座，博物馆主管致辞，男侍们斟酒，于是宴会开始。
　　此时，我开始换了另一种风格的乐曲，莫扎特，肖邦，舒曼轻快柔美的旋律在我手中流淌出来，我有意减弱拉奏，使琴声更贴近周围的气氛。这时，那位长得象中国人的公关小姐走过来，示意我的琴声再弱些，因为音乐声影响到她和客人的交谈。于是我把本来已开得很低的音响关掉，再用几乎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音量演奏。我觉得饭桌上的觥筹交错、热烈交谈已完全盖过了我的琴声，传到我耳中的是一种怪异的声音混响，我的灵性、手指的触感开始麻木，演奏者与音乐的互动渐渐消失殆尽，以至于完全不知自己所拉奏的是什么东西。这对我来说是自打演奏胡琴以来从来未有过的恶梦般的体验。
　　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公关小姐又走了过来，告诉不能再在这间房间演奏了。她带着我走向与宾客相隔的一间展厅，我僵硬地跟随着她来到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坐下来接着拉奏。各位看官，读到此你们是该为不幸的我，还是该为被异化了的胡琴鸣不平呢？
　　然而，命运对我的捉弄并未就此结束，那位小姐不久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告知我还须移到更远的一个房间里演奏。此时我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内心开始愤怒了，可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和礼貌。依我过去的脾气，早就一走了之。你们ＴＭ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狗屁音乐，为什么还非要附庸风雅，拿我和我的胡琴做摆设，颐指气使，呼来唤去。可我不能来痛快的，我清楚自己是签了“卖身契”的，两个小时卖给了人家，我不能干违约的事。再难我也要拉够两小时再离开。
　　于是在这间远离宴席的大厅里，我索性放开音量，信马由缰，畅快淋漓地用琴声排泄我在那一晚所积郁的郁闷和不平。
　　他们再也未来制止我。

　　一年后，我又收到芭芭拉的来电，内容照录如下——

　　Dear Mr Zhang,
　　Are you available to play as a solo artist, playing the erhu for a dinner to be held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the Asian Gallery, Tuesday, September 9, 2008 from 6 – 8pm?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are available and what your fee would be.
Thank you,
Barbara

　　我没等她给我寄来演奏合约，当即回电给了一个她无法接受的报价。
　　从此芭芭拉再也没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