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校

题记：

是谁，让漫漫黑夜跳跃希望的火苗？
是谁，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深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

——普罗米修斯赞歌

尹中校﹐大家都習慣這樣叫他﹐以致時間久了倒記不起他的名字了。我和他曾在同一個集團軍服役﹐我在九一師﹐他是九二師某團政委。他的太太曾與我同校﹐其哥是我小時的死黨
。
我認識他時是在八十年代﹐那時我早已離開軍隊多年了﹐留在軍隊的戰友差不多都擔任了團級幹部﹐有的是中校﹐有的是少校。尹中校給我的印象不像是個團級幹部﹐因為他不像一般團級首長那麼大腹便便﹐依然保持著消瘦精干的身材﹔他也不太像個標準的軍人﹐因為你第一眼見他﹐倒會覺得他像是個學者﹐身上有股文氣。

一九八九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大家都知道在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尹中校在那一年也不动声色地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时途经辽宁，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宋克达向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汇报工作，提到了发生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政治要案：一位曾荣获全军模范指导员，中共十大代表等诸多荣誉称号的团政治委员，上书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一系列禁忌话题，如对军队要无条件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绝对一致口号的质疑等等。刘司令和宋政委征询赵紫阳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赵的意见是，此事军内似可讨论，对上书者宜冷处理。

这位胆敢触犯天条的上书者就是尹中校本人。

于今看来赵对此案的处理意见是温和和理性的，但赵一结束五天的访朝于四月三十日返京后，即遭中共保守势力孤立并解除权力。尹中校的最后命运也就决定了。

同年，六四血案发生后，杨尚昆、杨白冰把持的中央军委向全军下发一个文件，宣布对曾担任军师团职务的三位军官的处理决定。

首先是在六四大屠杀时抗命的前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这位落难将军拒绝用民众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他在军事法庭上掷下一句醒世恒言：“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第二位被宣布组织处理的师级干部与六四无关。他一直怀疑其上司刻意阻挠自己的升迁，这位心怀不满加仇恨的师政治部主任，在师党委会上，拉响了准备好的手榴弹，与他的上司们同归于尽。

第三位遭到处理的团级干部便是尹中校了。

按说尹中校的罪过与六四无关，也可说有关。说他无关，是因为当年上峰断断不会让尹中校这种有异端思想的人带兵进京勤王的；说他有关，是因为尹中校恰恰在悲剧发生前，以一个微弱的、但前瞻的声音警示过世人。

在中国，在改革开放号称政治开明的中国，当局是不准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统治者便是思想者，他们早为芸芸众生设计好了思想原则，而不准许离经叛道。尤其是为一党天下看家护院的军警宪特，更不可以有星点异端苗头。尹中校便是在这个最敏感领域里，犯了大忌。因为他的思索和问诘恰恰触到了统治者的软肋，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威胁和解构。他在如铁板一块的党军内部重申军队国家化这一民主政治的攸关命题，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如沉沉暗夜奋力划出一道光芒。尽管那光芒很弱，离黎明很遥远，但犹如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种，在人世间悄悄燃烧。

徐军长抗命不遵换来的是撤职查办，有的是人盯着军长这个位子。新任军长带领军党委全体成员，一致表态，与徐划清界限，挥师入京。在六四屠城中，三十八集团军臭名昭著，血债累累，成为杀人最多的屠夫军队。

徐军长铮铮铁汉，秉持正义，锒铛入狱，并未能制止悲剧的发生。在统治者眼中，他至多是个人行为，构不成对大局的威胁。然而，尹中校以一低阶军官赫然名列军委红头文件中，说明了他们对这位小人物所提主张的恐慌。

我在这里不想阐述尹中校提出的那个民主政治的命题，因为我相信读者的判断和取舍。我只是在离国十余载不时惦记着尹中校，他现在好么，在做些什么？

今年春，我借回国探亲的机会，想找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冒死进谏的兄弟聊聊，却未能如愿。听知情人告诉我，他妻子最终与他分手，远嫁澳洲。我的那位小学死党，身负一经济大案被网上通缉不知躲藏何处，无从找到他，自然也打听不到他的前妹夫尹中校了。

在京城，我与原来一个团的一位老战友相聚，他军旅四十载，正军任上足七载，获衔将军，作为天子脚下御林军的重要军头，功成名就，享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想当年，我的这位仁兄也和尹中校一样，同属一个军区，也是校级军官。尹中校出身红色家庭，其父为开国将军，曾任大军区工程兵司令。尹有太子党的背景，身上又罩有那么多的政治光环。如果他当年世事洞明，惟上是听；如果他只是思想，而三缄其口；如果……今天的他无论职位或待遇都不会输于我的那位战友。

尹中校在哪里，他也许风光发达；也许困顿潦倒；或只是爱妻离他而去那茫茫人海里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选择，他的人生际遇，或许能给我们对生命，自由，文明的洞察与困惑。
　　
往事已矣。回忆尹中校使我想起中世纪的火刑柱，想起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在此我以中华圣女林昭（被中共暴政处决）讴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诗句作结——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

金大爷的故事



小时候，我家住市政府家属大院，因为与市政府仅一条马路之隔，所以称作家属一院。大院东墙外是片很大的一片民宅区，所以走出东墙，就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每年入了冬季，就可以看到东边飘起的缕缕青烟，那里的居民在生火做饭，燃煤取暖。那是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因为在我家里，冬天取暖，每天有专门的师傅来锅炉房烧锅炉。家里保姆做饭，用的是煤气管道。我不懂在那些胡同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但一墙之隔，至少使刚记事的我第一次感受了人世间的不平。

在东墙外，我有一帮儿时的玩伴儿，其中有个男孩，姓金，在家排行老三，小名叫三儿。他家兄弟姐妹共五个孩子，三儿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一开始我始终搞不懂，他是老二啊，为什么非叫三儿呢？后来才知道，他上面原来还有个姐姐，不幸早早夭折。所以他的小名也隐含有纪念姐姐的意思。

三儿的家是我小时最常去的地方，按我家保姆的话，每天就象长在人家。那时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我童年黄金般的记忆就在那些年月里积累起来的。我常去三儿家，并不是我与三儿关系特铁，而是我总想见三儿的父亲，一天不见就想。那是位和蔼可亲长得胖胖的的中年男人。他是那种你只要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轻易忘记的人。打个形象的比方，你在市场上，地摊上到处可见的笑容可掬的弥乐佛的雕像，三儿的父亲貌似形似神似兼而有之。他的头永远是圆圆的、光光亮亮的，没有哪怕一丝细微的毛发。邻里的孩子们都称他为“金大爷”。

金大爷有三大好，好喝酒，好“说古”，好拉“弦儿”。

你无论何时见他，都是满面红光的，这恐怕是他的第一好造成的。他的第二好常常吸引一群人围在他的身边，听他满嘴的戏说演义，那真叫有声有色，娓娓道来。我打小从他那里听来的轶闻野史，人物传奇就有一大箩筐。你猜不透他那圆圆光光的头里究竟装了多少人间故事，话匣子只要一打开，总有新鲜话题，从不重样。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则轶闻说的是奉天府张大帅的故事。

话说倭寇早有吞并大中华之野心，东三省更是侵华的第一关。所以日本派特使携重礼来奉天看望东北王张大帅，妄图行收买之计。张大帅自是礼遇有加，把日使送他的重礼照单全收。可按外交礼遇，大帅该回赠礼物。张作霖是什么人哪，那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呵。他吩咐翻译去问日使，喜欢要什么。那位日使就发话了，能否请大帅一幅墨宝。翻译回话，要大帅一幅墨宝。这张大帅是土老冒儿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叫墨宝。下人赶紧说，就是给日本人写几个字。大帅一听这太容易了，吩咐笔墨伺候，大笔一挥，写下“墨宝”二字，送给日使。

这日本人展开一看，只见宣纸上赫然书写两个大字：黑宝。就问翻译，这个“墨”字大帅给写错了，下面少了个“土”。翻译赶紧传话回去，说日本人请您老人家把少了那个“土”填在下面。话音未落，但见大帅横眉立目，脸色大变，怒喝道：“大胆！我大东北之寸土，乃祖先所传，焉能送给小日本！”此言一出，吓得那位日使落荒而去。

就是因为这个段子，使我对这位张大帅，始终敬重有加。纵使后来在学校的课文里读到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于北平遇难，系张大帅所为，我也依然对他恨不起来。

金大爷拉的“弦儿”，其实就是京胡。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件中国乐器，就是在三儿家。金大爷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拉京胡，自娱自乐。一到这时，他家那住有五、六户人家的大杂院，就会挤满了人。金大爷平素很喜欢我，我自然是坐在最前面第一排。金大爷长的胖，手也胖；但奇怪的是他的手很小，指尖细细的象女人的手。而且指尖只要一搭到琴弦上，立刻灵巧无比，腾挪开阖，令你眼花缭乱。他永远是双目微合，一副陶醉其中的神态。他拉的都是老曲牌，也不知在他胸中装了多少曲牌，总也拉不完，人们总也听不厌。我那时不懂什么叫曲牌，只是觉得那琴声咿咿呀呀，咙哏咙哏，曲调宛转，变幻无穷。

金大爷的大儿子，小名叫大牛。大牛大我两岁，我叫他大牛哥。大牛哥极聪明，也会拉胡琴，听大牛哥拉琴，你绝对会相信这是得自金大爷的真传。但大牛哥真正令我叹服的还不是他的胡琴，而是他手中的那支碳素铅笔。那支笔在大牛哥手中仿佛有灵性和魔力，游走如灵蛇，未等你看清他的手是如何动作的，各种小动物已跃然纸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大牛哥还擅长画女人，他画女人时也同样走笔如飞，简单的数笔勾勒，就能将女人的美妙形体呈现在纸上。我那时坚信，大牛哥笔下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记得有一次，大牛哥神秘地把我叫到无人处，刷刷几笔，竟在纸上画出了个裸体女像。我敢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女性裸体画，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心头如撞鹿般噗噗直跳。大牛哥诡谲地把那张画从本子上撕下来扯成碎屑。在那个年代，大众文化视觉领域一尘不染，洁净得如同乌托邦，是大牛哥的铅笔给了我人体美的初始启蒙。

金大爷的家屋子很小，一进门是个小厨房，改成了大牛哥的卧室，一张简易的床占据了半间屋子。做饭改在了院子里。进了里屋迎面是一铺大炕，金大爷夫妇和五个儿女就住在这铺炕上。在我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生活之前，炕，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个神秘的民居符号。那神奇的大炕，竟可以睡下一家人；冬天炕内生火可以取暖，夏天全家人一铺大凉席；吃饭也能在炕上，聚友聊天也围坐在炕上。

金大爷拉弦儿有时也坐在炕上。一到这时，三儿的三个小妹妹――小四儿、小五子、小六子会一字儿并排趴在炕上，双臂拂在炕沿，下巴枕在手上，三只天真无邪的小脸儿齐整整地撂在炕沿上，听爹爹拉弦儿。四十多年岁月逝去了，那把京胡，那三个女娃粉嫰的小脸，如一幅年代久远的油画，至今还清晰地鏤刻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有年夏天，金大爷拉弦儿时多了位乐友，这回一把胡琴变成了两把，两根弦变成四根弦。一支京胡，一支二胡，一大一小，一长一短；声调一粗一细，一绵一刚，紧密呼应，你来我往，有声有色。那位拉胡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权且称他“大个”吧。
　　　　
他也确实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健子肉，仪表堂堂，是那种看一眼就能过目不忘的男人。如果拿他与后来的武侠电影里武功高强的武林侠客相比，他无疑更英气逼人。他长了一双大手，在我尚是孩童的眼里，那手简直如熊掌一般，与金大爷长得白嫩的小手，有得一比。可拉起胡琴来，一点也不含糊。只见那胡萝卜般粗细的手指在两根弦上疾动似风，徐揉如绵，拉出的音调竟是那样好听。

他家住在胡同远远的另一端，平素见不到他。后来听说他在一个海滨城市的戏校读书学艺，只有放假期间才会回来。他回到家里，有两件事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是和金大爷一起切磋琴艺；再就是他每天会在自家院子里独自修习武功。真难以想象，这位学戏曲的年轻人居然有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练功时，他家的院子会被人围得水泄不通。那时胡同一端金大爷的弦儿，另一端大个的习武，成了这条老城胡同吸引人眼球最多的两大文化景观。我曾经数次试图挤进那密实的围观人群，都被挡了回来。因为大人们说这不比听金大爷拉琴，小孩不可以靠前，会有危险。我只好挨在高高的人墙外，听着院里震耳的咣咣脚步声和翻筋头声。

没人会想到，这位平时一身练功服，走路一阵风的年轻人，会突然从人间消失。

他是被自家取暖火炉夜里释放出来的气体带走的。那年月，在我居住这座古城，每年的冬季，都在反复上演类似的悲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认识了那无烟无色无味的隐形杀手，可以如此轻易地夺去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大个走了。那年他正准备结婚。

整条胡同的老街坊们，自动聚集在他家门口为他送行。他的悄然离去，令人们扼腕欷嘘，更令金大爷的琴声平添了许多悲凉。

几年后，一场翻天覆地的风暴席卷了中国，给我留下无数珍贵回忆的那条老胡同也未能幸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本来面目，都被黑白颠倒了。

我再也不敢去三儿家了，因为红卫兵造反派说金大爷曾当过国民党建军上校，是个隐藏很深的大坏蛋。就连在我家生活长达十几年的保姆，也被查出历史上有污点。在伪满洲国的长春，她曾经是名只有日伪高官才得以一睹芳容的高级交际花（关于我家这位慈善可亲的保姆，我会在另一篇文中专门写她）。我的父亲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挨批斗，自己都朝不保夕，只好把保姆遣回乡下。

有谁能够将这位在街坊眼里的说古道今、操弦弄律的金大爷，同行武联想到一起呢。国民党建军上校，官阶不低呢。但据我现在的知识，建军差不多类似军队的预备役组织，金大爷的官衔十有八九是使钱捐来的。那阵子国民党象如今的共产党一样，腐败么，用钱买官，权钱交易，世风使然。

从那时起，有时我在胡同碰巧和金大爷走对面，他都会低下头，或别过脸去，象陌生人一样与我擦身而过。

胡同里弄再也未响起过他的琴声。

十年后，我在经历了下乡、军旅生涯后，又回到了这座古城。这时的我也有了近十年的演奏京胡的经历。我去胡同找金大爷，想同这位前辈切磋切磋，叙叙旧。可他家已经搬走了。站在他们八口之家曾住过的斗室门前，邻居告诉我，金大爷解放前在城里有一大片房子，都是他们家的，解放后被政府没收。现在国家给他落实政策，还给他家一部分房子。可那些房子都住着人，他也没办法赶人家走。所以，所谓落实政策还是一纸空文。

时光冉冉，今日，墙外的那大片民居早已不复存在，连同我家曾住过的家属大院，通通变成大厦林立的金融商贸中心，过往的一切痕迹都在现代化巨轮下化为乌有。惟有记忆留存下来——

金大爷和他的胡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