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兵

　　　　　
　　　　　　
　　在部隊那會兒﹐對來自天南海北的入伍戰士﹐大家都有個約定俗成的叫法。比如從河南入伍的士兵﹐我們叫“河南兵”﹐山東的叫“山東兵”﹐黑龍江的叫“黑龍江兵”﹐依此類推。但也有不同的叫法﹐四川戰士大家很少稱四川兵﹐常常稱為“槌子”。我沒有考據這詞從何而來﹐但很明顯的是﹐你這麼稱呼他們﹐他們會不高興﹐象受了人格的侮辱。我們部隊也有不少來自吉林延邊地區的戰士﹐習慣上統稱他們為“鮮族兵”。許多鮮族兵剛入伍時基本上不會講漢語﹐可是他們來到部隊這個人人都講漢語的大環境﹐逼得他們不得不張口﹐因此常常鬧出很多笑話。
　　我記得的一件趣事是﹐有天早晨剛起床﹐一個鮮族兵大叫﹕“窗的打開﹐屁味兒的出去﹗”大家聽了都征了一下﹐繼而哄堂大笑。那位鮮族兵倒愣在那兒一臉困惑。那陣子聽他們講漢語整個兒一個“鬼子兵進莊”的感覺。我們也常拿他們開涮﹐比如大家都會用一句繞口令來作弄他們﹐“前軱轆不轉後軱轆不轉翻過來是個爬犁”﹐只要說的快聽上去有點象朝鮮語。
　　1971年初﹐我們部隊來了一批北京兵。那時許多人都沒去過北京﹐作為祖國的首都﹐北京在每個人心目中的份量是不容置疑的。北京兵似乎自己也深知這點﹐常不自覺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連一般的爭論聊天﹐人們都會讓他們三分或只有聽的份。甚至在部隊領導心中﹐也會對他們另眼相看。譬如﹐步兵團很少能看到北京兵的身影﹐他們多被分配到砲兵、通訊等特殊兵種﹐因為那些單位的工作任務沒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基礎是很難勝任的。
　　中朝邊境上有個全世界都熟悉的標誌性建築﹐就是鴨綠江大鐵橋。鐵橋連接著溝通丹東到新義州的鐵路﹐幾十年來﹐中朝兩國領導人的互訪﹐幾乎都是經由這里。距大橋不遠處﹐是一座鐵橋的殘骸﹐那座橋毀與朝鮮戰爭期間美軍的空襲﹐一直沒有拆除﹐而作為歷史文物和旅遊景點永久保留在江中。我部直屬高射炮營﹐就駐紮在江橋附近。那時誰也無法料到這支部隊里有兩個不起眼的士兵﹐後來會改寫中國電影史﹐對加速解凍臺海兩岸關係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進入七十年代後﹐中朝關係已大大緩解﹐不似六十年代末期那般緊張敵對。我方守邊部隊也隨之減低了戰備級別﹐軍營除了例行的訓練以外﹐部隊空氣倒是不失輕鬆。高炮營有批北京兵非常活躍﹐業余時間編排些娛樂性節目來為戰士們演出﹐什麼數來寶﹐三句半﹐天津快板﹐多是出自一位叫田軍利的北京兵之手。
　　高炮營還有個北京兵﹐叫費小地﹐他也真是象他的名字一样長的小巧玲瓏﹐整個人比別人小一圈﹐面龐清秀﹐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小很多。我常懷疑象他這種身高怎能通過入伍體檢那關﹐後來與他交往多了﹐才知道內情。原來其父為中國攝影界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佬級人物﹐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里陳列的許多戰爭年代珍貴的照片多出自費小地父親之手。作為中南海紅牆內的御用攝影師﹐別說其子身高不達標﹐就是再有點什麼生理缺陷﹐把人送進部隊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麼。借用老美的話叫﹕It's a piece of cake﹗
　　田軍利恃才自傲﹐比較清高﹔但費小地卻很容易打交道﹐我與他的關係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末。那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期﹐整個社會還未從十年禍亂和殭化古板中甦醒。可京城卻有幫前衛的年輕人﹐他們多是權貴階層的子女﹐有條件比普羅大眾提早接觸外部世界。當老百姓還不知鄧麗君為何方神聖時﹐他們就已經身著牛仔喇叭褲﹐享受日產立體聲音響里的靡靡之音了。小地與我那時的年齡正是“力比多”(荷尔蒙)分泌高發期﹐小地最喜歡的事就是和幾個死黨叫上我去部隊醫院找女兵跳舞。那些在軍營里面厌倦單調死板的女孩子也都樂于坐進首長的車﹐來到首長寬敞的別墅﹐與首長的公子們在鄧麗君的軟綿綿的歌聲下耳鬢廝磨﹐翩翩起舞……
　　小地還有讓我大跌眼鏡的驚人之舉(今天看來已很普通)﹐他會把女孩子領到香山無人處﹐上演一場在當時離經叛道的人體攝影秀。小地拿來他拍的片子給我看﹐告訴我這是某某中央領導的千金﹐並讓我發誓保密。照片中的女孩漂亮嫵媚﹐但每張片子都戴著墨鏡﹐大概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們大膽地在鏡頭前面寬衣解帶﹐有幾張十分暴露的片子模糊不清﹐我問小地原因。他說﹐兄弟你不知道﹐鏡頭里一出現不穿衣服的女人﹐手就哆嗦不聽使喚了﹐端不穩相機呵。小地擅長攝影子承父業本名正言順﹔可看著手裡的裸體照﹐想到其父拍的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禁啞然失笑。後來我聽說他和在中央音樂學院當團委書記的田軍利混到一起了﹐說是在編寫什麼電影劇本。
　　1986年﹐我來北京出差﹐突然看見北京鬧市街頭矗立的高大海報廣告牌﹐上面醒目地書寫著——血戰台兒莊﹐編劇田軍利﹐費林軍。呵﹐小地長大了﹐上了大片編劇榜﹐自然不宜再叫小什麼了﹐費林軍﹐這名字挺有氣派。可我認識的小地只會拍照﹐多年來從來未見他搖過筆桿子呀。那年月在中國影壇﹐有資歷有名氣有地位的大編劇多的是﹐編寫這樣的大片﹐怎麼也輪不上這兩位小人物呀。可當我看完這部片子﹐才恍然大悟。
　　中國在電影大片《血战台儿庄》出籠之前﹐反映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從來是個碰不得的禁區。大陸老百姓只知日本鬼子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打敗的﹐國民黨只會反共搞摩擦﹐再就是曲線救國走投降路線﹐抗日根本沒他們的份。首先這一條戒律便足以使那些大編劇們望而卻步。其次是舊中國的全部文史檔案資料一直處於封閉存檔從未解密狀態﹐尋常人調閱這類資料想都別想。然而對於這兩個初生牛犢﹐以上限制都不是問題。首先從事共青團工作的田軍利慧眼識珠﹐於李宗仁回憶錄里台兒莊一役受到啟發﹐年輕人沒有過多的精神枷鎖和顧慮羈絆﹐遂決意要闖闖這個禁區。其次費小地父親的地位輕易解決了第二個難題﹐所以聰明的田軍利必須要拉上不會寫文章的費小地一起來完成這件大事。
　　終於﹐電影劇本《血战台儿庄》完成了﹐1983年發表於《八一電影》雜誌第四期。電影劇本發表後沉寂了兩年﹐始遇良機。1985年﹐在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之際﹐北京軍事博物館抗日紀念館首次展出了國民黨正面戰場部分。官方釋放的這一信號促使中國當時最小的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定槌投拍《血战台儿庄》。經八一製片廠的介紹﹐廣西製片廠花三千元(當時的高價)從田、費二人手中買下拍攝版權﹐並邀請八一製片廠經驗豐富的導演楊光遠執導該片的拍攝。限於篇幅﹐後面的細節我就不再贅述了。
　　電影《血战台儿庄》問世了。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反映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影片﹐集紀實性、文獻性、詩史性於一身﹐真實再現了抗日戰爭史上重要的一頁﹐影片一上映立刻轟動海內外。
　　這裡擷取幾段花絮如下——
　　審片會上﹐一位領導問導演﹕整個影片都是國民黨的黨旗、軍旗﹐怎麼沒有一面紅旗﹖楊尚昆說﹕這是國民黨的抗戰﹐能出現紅旗嗎﹖大家聽了禁不住哈哈大笑。
　　影片在上海上映時﹐出現了觀眾集體為犧牲的抗日勇士致敬、默哀的動人一幕。
　　在香港首映式上。万民争看，轰动全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先生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于是，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中央，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意。于是，广西制片厂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立即带上飞回台北。
　　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地观看了影片，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不久，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互动往来的序幕。
　　《血战台儿庄》公映後即榮獲第七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等三項大獎﹐第十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廣電部優秀影片獎﹐还有國家授予的特別獎——抗戰獎。評論界少有的一致公認﹐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識的电影﹐它以詩史般的主題﹐油畫般的色彩﹐內蘊深刻的銀幕造型﹐開放式的故事結構﹐畢真畢現地還原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英勇不屈﹐抵禦外侮﹐浴血捐軀﹐氣吞山河的悲壯史實。在藝術成就上也達到了中國電影史上軍事題材影片的最高峰。
　　更讓《血战台儿庄》主創人員始料不及的是﹐此片引發了中國文壇不可遏止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敘事潮﹐影視﹐小說﹐報告文學﹐史料﹐回憶錄鋪天蓋地﹐一夜間為全體中國人洞開了曾遮蔽得嚴嚴實實的歷史一幕。除了電影里的李宗仁、白崇禧、張自忠、孙连仲外﹐人們還牢牢記住了孫立人﹐衛立煌﹐薛岳﹐杜聿明﹐傅作義﹐戴安瀾﹐王耀武﹐張靈甫等一長串響亮的名字﹐那些曾被當作歷史罪人的人突然被發現是功勛彪炳、流芳百世的的抗日名將。
　　田軍利在寫出《血战台儿庄》之後﹐又寫了《共和國不會忘記》《國魂》兩部電影﹐費林軍的名字再未出現﹐從此默默無聞。而田軍利則官袍加身﹐仕途亨通﹐吏至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中國東方歌舞團團長兼黨委書記。
　　我常常想﹐假如費小地沒有參軍入伍﹔假如他服役的部隊不是高炮營﹔假如田、費二人不曾相識﹐假如……就不會有《血战台儿庄》這部電影的存在，人們也無從知曉從鴨綠江邊殺出的兩个膽敢觸雷區的楞頭小子……
　　歷史存在太多的假設了。

　　寫至此我想﹐結束這篇記載我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兩個北京兵的大片再重溫一遍。
　　
　　　　　　　　　　　　　　　　　　　　　　【于二月二十六日午夜】
　　　　　　　　
　　　　　
　

壮哉！四野

　　　　　
　　我素來不喜歡馮小剛的電影﹐總覺得把王朔式的调侃搬到銀幕上看著彆扭﹐文學的會意、閱讀愉悅在電影的詮釋下變得蒼白而沒有血色。但《集結號》一片則徹底扭轉了我對他的看法﹐這部顛覆傳統戰爭影片的大手筆使我震撼﹐令我熱淚橫流。
　　20年前﹐一本轟動中國大陸的書籍被中國政府查禁﹐當時我正在北京出差﹐聽到消息趕緊跑到人民大學門前的書攤買了一本﹐這本書叫《雪白血紅》。我對此書之所以情有獨鐘﹐除了我是個老資格的戰史發燒友外﹐還有兩個因素令我對其另眼相看﹐一是書裡的主角東北野戰軍是我父親的老部隊﹔二是此書作者張正隆原來與我隸屬同一個集團軍。
　　這是一部直面戰爭的血腥﹐戰爭的死亡﹐戰爭的恐怖﹐少有人為修飾和政治偏見的著作。而馮小剛的《集結號》在還原戰爭的殘酷、重現戰爭血淋淋的真相上﹐師承了《雪白血紅》的全新視角。
　　1989年出版發行﹐1990年被禁的《雪白血紅》﹐在以後數十年里再版發行無數次﹐但沒有一次是官方正式出版發行﹐全部是書商的非法印刷﹐地下發行。我曾買過後來書攤上的盜版書﹐翻開內頁﹐印刷低劣﹐錯誤百出﹐不堪卒讀。但即便如此﹐仍暢銷不衰﹐讓書商們賺得缽滿盆滿。
　　那時的中國社會尚未學會今日大行其道的新聞“炒作”﹐政府的查禁就是變相炒作﹐因為這行為本身就是對宣傳此書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大眾受逆反心理驅使﹐反而對禁書趨之若騖﹐恨不得先睹為快。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此書在海外以英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等十幾種文字出版發行。作者在“休眠期”被扣壓的稿酬同樣令人眼花繚亂﹐美鈔﹐日幣﹐英鎊﹐馬克﹐儼然一個萬國銀行。
　　今天的讀者有幸讀到這部難得的史書﹐應該感謝中國曾經的八十年代。十年動亂後的八十年代﹐被公認是政治相對寬鬆﹐學術相對自由的“小陽春”時代。整個中國文壇呈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活躍與生機﹐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探索成果傲人。軍內也涌現出一個以莫言為領軍的優秀作家群體。作為軍方權威性出版機構的解放軍出版社﹐於1986年策劃了一套叢書出版選題﹐以解放軍各個歷史階段的大型戰事為題材﹐以新的視角和戰爭觀﹐用文學紀實手法寫作﹐定名為《中國革命鬥爭報告文學叢書》。該叢書計劃出30卷﹐從土地革命戰爭一直寫到抗美援朝戰爭。應該說﹐這個出版創意既壯觀宏大、眼光獨到﹐又填補了軍史寫作的一個空白。熟悉中共軍史的讀者都知道﹐如此成系列有影響力的戰史叢書﹐中共建政後只出版發行過一套﹐就是將帥們回憶錄體裁的《紅旗飄飄》。出版社為籌劃該叢書﹐召集了一批軍內作家各自領銜受命﹐張正隆作為來自沈陽軍區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選題是遼沈戰役。
　　1989年8月﹐《雪白血紅》面世﹐立即引起巨大轟動。但這轟動後面卻有些弔詭﹐像川劇裡的變臉。首先是學界和民間空前一致的追捧﹐第一版93000冊很快售罄﹐連續加印兩次仍難以滿足需求﹐市場開始出現不同版本的盜版書﹔海外很快也出版了多種語言的版本﹐同樣造成轟動效應。與之相對應的是在中國政界﹐也暗流涌動﹐近百軍中老人上書中央﹐狀告該書及作者歪曲歷史事實﹐捧林貶毛﹐曲解革命戰爭﹐夸大四野戰績﹐為林彪以及死黨翻案等等。告狀老人中無一人是出身四野的戰將﹐全部為一野、二野、三野出身﹐而且以二野將領居多。眾所週知﹐在鄧小平掌控中共最高權力後﹐中共軍政佈局以使用二野出身的幹部居多。
　　所謂二野﹐即前身為中原野戰軍的劉鄧大軍。中共在吹捧二野戰史最為自豪的是“千里躍進大別山”。歷史的真相是﹐中原野戰軍在國民黨悍將、素有“小諸葛”之譽的白崇禧的圍剿下﹐千里流竄大別山﹐不但丟失了全部重裝備﹐十二萬兵力折損至不足七萬。直到戰神粟裕佈局淮海大戰﹐才令中野擺脫了大別山的惡夢﹐不懂軍事的鄧大人才有機會履新戰役總前委書記一職﹐從此淮海戰役的榮耀和光環與鄧便緊緊地捆在了一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84年2月5日﹐一代名將粟裕鬱鬱而終﹐生前強加於他頭上的種種不公正﹐並未在鄧主政的中共當局獲得糾正﹐粟申訴多次未果﹐帶著諸多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參看粟裕夫人楚青的回憶錄)。
　　中共軍隊內山頭林立﹐派系多門。當年四野八十萬勁旅(號稱百萬)揮師入關﹐迅速拿下平津﹐如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大半個中國﹐蔣軍精銳多被林總吃掉。四野越打越強﹐越打越猛﹐越打越大。如此威風﹐也為自己埋下了不祥的種子。想當年漢將韓信﹐巧佈十面埋伏﹐取楚霸王首級﹐奠漢朝百年基業﹐功高蓋世﹐最後死於婦人之手。歷史就是這樣驚人的巧合﹐公元前的歷史悲劇在中共譎詭的政壇上反復上演。1971年的“9.13 事件”和隨後的大規模整肅﹐使四野出身的大批幹部落馬倒地﹐元氣大傷﹐再也沒能復原。那以後朝中再也無人替四野說話﹐更別提為《雪白血紅》申辯了。
　　1990年8月﹐剛剛走馬上任的軍委主席江澤民就接到王震轉呈的老軍頭們的狀子﹐豈敢怠慢﹐提筆批示﹕“不可低估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軍中的影響”﹐並定性該書有重大政治傾向錯誤。六四罪魁、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領旨立即進行軍內整肅。解放軍出版社等文化部門一批人受到株連﹐作者張正隆被“冬眠”打入冷宮。同時被點名批判的還有黎汝清的《湘江之戰》和《皖南悲歌》。湘江戰役是中共軍史上的惡夢﹐是當年紅軍被迫撤離蘇區後打得罪慘烈、最危險的一仗﹐整個湘江被紅軍的血染紅了﹐幾十萬紅軍經此役折損八九﹐中共差點做了石達開第二。皖南事變是新四軍被顧祝同率領的國民黨軍隊所圍殲﹐軍長葉挺被生擒﹐政委項英犧牲﹐近萬指戰員遭滅頂之災。這與中共軍史里百戰百勝的神話嚴重牴牾。
　　我當時是一口氣讀完了《雪白血紅》﹐接著又閱讀了這套叢書首批出版的平津戰役卷《歷史﹐在北平拐彎》﹐濟南戰役卷《龍嘯泉城》﹐解放石家莊卷《石開門》﹐解放大西北卷《鏖戰西北》﹐西安事變卷《黃土地﹐紅土地》等書。平心而論﹐這些書有的寫得很爛﹐有的還算不錯﹔但跟《雪白血紅》相比﹐無論是歷史高度﹐還是史實價值﹔無論是藝術性﹐還是真實性﹔無論是可讀性﹐還是震撼性﹐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之上。此書還創下一個世界之最——在中國出版史上﹐乃至世界出版史﹐惟一一部被百名將軍告狀的戰史書。巧合的是﹐作者在寫這本書之前﹐恰好也採訪了百餘位當年參戰的四野老人。這一切使在1989年8月之前僅小有名氣的張正隆﹐因一部《雪白血紅》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從而奠定了他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因《雪白血紅》而被冰藏了十八年的張正隆﹐終於又在2008年推出了該書的續篇《槍桿子﹕1949》。我還未來得及閱讀這本書﹐可常識告訴我﹐這部續篇雖然是十八年磨一劍﹐一旦亮劍一定會先聲奪人﹐流彩紛呈﹔但它也一定是與當局妥協的產物﹐先天不足會令這部續篇無從達到《雪白血紅》的歷史高度。(作者十分無奈地承認此書的出版被審查刪掉十萬字的內容。)
　　父親離世前三年﹐我曾將《雪白血紅》鄭重推薦給他閱讀﹐一是想驗證一下作為那場戰爭的親歷者的父親讀後是什麼反應﹔二是書中有相當大的篇幅是描寫四野三縱(今四十集團軍)的﹐父親當年隸屬三縱七師。在遼沈戰役中﹐三縱七、八、九三個師﹐一直作為林總的鋼刀用在最難啃的戰鬥上。
　　父親讀完書後面色嚴峻﹐僅僅從嘴脣中間迸出兩個字——
　　真實。
　　父親走了多年後﹐我時常在掂量父親說過的這兩個字所包含的意義。父親為什麼只用兩個字為這部史詩性巨著作評呢﹖是他吝嗇自己的話語麼﹐我想不是。“真實”對於中國﹐太難能可貴了﹔“真實”對於父輩經歷過的腥風血雨﹐就更是沉甸甸到難以承受。我們還有多少蒙垢的史實需要張正隆們還原﹖今天的中國社會﹐“跪著寫﹐仰著看”是否還在大行其道﹖
　　我還記得父親笑著對我說﹕“我們七師還有句著名的順口溜作者沒寫進去。”遂吟道﹕“七師打﹐八師看﹐九師圍著屁股轉……”
　　父親說﹐八師九師還是後來才趕上我們七師的戰鬥力的。所以作戰凶猛的七師從上到下﹐都會說這段順口溜。
　　寫至此﹐一股油然而生的敬意由心底昇起——
　　壯哉﹗四野。
　　悲哉﹗林總。
　　四野的老人家們﹐你們一路走好。歷史將永遠銘記你們的的殊勛﹗


　　　　　　　　　　　　　　【含泪写毕于二月二十五日凌晨】

　　　　

　　　

密告的魔咒

　　

　　題記﹕一旦一個國家……原則上允許甚至希望告密時﹐其他正派人就會被恐懼所驅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當人們不被懷疑是站在魔鬼一邊而是站在上帝一邊時﹐好像告密不是出賣﹐而是在向上帝獻祭。
　　　　　　　　　　　　　　　　　　　　——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1989年6月5日﹐上海音樂界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學術討論會﹐特邀中國藝術院音樂研究所副所長ＸＸ（為個人隱私由姑隱去姓名）到會做專題發言。那幾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黑暗的日子﹐與會者急切地想從剛從首都趕來的學者口中打聽消息﹐於是學術會議內容自然轉到北京流血事件這個大家都關心的議題。本來就悲憤莫名的他﹐當場口無遮攔﹐出言無忌﹐向與會者描繪了他的所見所聞。會議結束後﹐他返回北京﹐即遭戒嚴部隊逮捕。
　　2009年8月﹐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2009巨人杯全國民族器樂大賽”中﹐我在電視熒屏中又看到了他。一晃二十年未見了﹐小我一歲的他已兩鬢霜染﹐平添更濃的學者風范。作為二胡大賽兩名綜合藝術分評委之一的他﹐思路敏捷﹐語言犀利﹐博聞強記﹐見解過人﹐給參賽選手和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當年在我結識這位青年才俊之前﹐曾閱讀過一個科普風格撰寫的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發展史的小冊子。從事音樂研究的我讀過大量相關著述﹐可這本不太厚的書籍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我在參加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學術研討會上﹐我認識了他﹐當時他已進入音樂理論界擔任了重要職務﹐主攻中國音樂史和佛教音樂的研究。
　　20年前他的被捕無疑是與會者里有人舉報了他。參加那次會議的代表有許多是我的同行和朋友﹐大家對告密者痛恨至極﹐但至今也不曉得是何人做下這等傷天害理之事。也許中國會有如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曝光那一天﹐真相方能大白與天下。這次卑鄙的告密後果是什麼呢﹐這位極有前途的青年學者被免去音樂研究所副所長一職﹐陷獄三年。面對這一切﹐他丟下一句佛教箴言給世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然後慷慨赴難。
　　在那幾十天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里﹐每天看著電視臺對舉報者的採訪﹐仿彿一把鋸子在慢慢凌遲著我的神經。今天回想起鏡頭前那些告密者﹐使我記起聶紺弩關於告密者的評述﹐“密告﹐自古有之﹐也算個職業了﹐是由國家機器派生出來的。國家越是專制﹐告密的數量就越多﹐質量也越高。人們通常只去譴責猶大﹐而放過了殘暴的總督。其實不管猶大是否告密﹐總督遲早也會對耶酥下手。
　　我原來所在的集團軍也參與了北京的戒嚴行動﹐據老戰友回來講﹐部隊每天給戰士反復播放那些被殺被燒死士兵的錄像﹐激發他們對“暴亂份子“的仇恨﹐然後再派他們出去抓捕被群眾舉報的反革命﹐根本輪不上北京的警察插手。紅了眼的士兵們捉到人先打個半死﹐然後再移交司法機關。沒有人能夠幸免於這頓發泄仇恨的毒打﹐聽說也包括我那位故交。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麼。那些電視鏡頭上一批批被押赴刑場就地槍決的年輕人﹐正是士兵們和告密者們聯手的傑作。我同時也相信﹐那些在電視鏡頭前挺身而出的告密者﹐很可能幾天前還在熱血沸騰地為遊行抗爭學生捐錢捐物、送吃送藥。鎮壓者的槍聲一響﹐屠殺被至高無上的權力罩上絕對不容置疑的法統和道德光輝﹐異議者被宣佈為國家的敵人﹐出賣被冠以正義的外衣﹐告密受到無限鼓勵﹐曾經聲名狼籍的特務政治捲土重來。政府經由央視發佈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告密被提昇為國家行為和全民行為﹐並冠名“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當代文化批評學者朱大可在談及告密制度深有體會地說﹕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里﹐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7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六十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歷史上最遼闊的冤獄。“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
　　專制制度是塊孕育背叛與密告的肥沃土壤﹐其中浸透著數不清的血淚與冤魂。在《古拉格群島》里﹐索爾仁尼琴探討了大量告密現象。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買面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一旦做到了這點﹐那麼他們“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之外”﹐還能達到另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所以﹐當“背叛成為生存方式”之後﹐”“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我自己就曾親身遭遇過類似的背叛和出賣。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在樣板戲劇團工作﹐那時的文藝工作者負有佔領革命舞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光榮使命﹐劇團領導把抓階級鬥爭新動向作為劇團建設的首要任務。何謂階級鬥爭新動向呢﹖階級敵人的破壞﹐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西方和平演變都是。那麼領導又是如何做到明察秋毫的呢﹐當然離不開告密。樂隊有位胡琴手曾一時手養﹐閒時偷偷拉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被人舉報後遭到批判。那時誰都知道這首歌是為大土匪賀龍（共和國開國元帥﹐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歌功頌德的﹐這是雷區﹐進不得的。
　　劇團有位舞蹈編導﹐因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不久前被空軍處理下放到我們團里來。禍起于他的一個夢。有天睡覺他做了個夢﹐夢見自己落在海水里﹐他遊啊遊啊遊了很久﹐終於上了岸﹐卻發現自己到了台灣。啊﹗台灣被我們大陸解放了﹐到處飄揚五星紅旗﹔台灣百姓像迎接親人一樣﹐敲鑼打鼓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他也真會做夢﹐夢里都惦記著祖國統一。第二天他把自己的夢當作笑話講給同事聽﹐遂被告發。上級說他這是做夢都想叛逃到台灣。他百口莫辯﹐含冤遭貶﹐斷送了前程。
　　七十年代初文藝界有個著名口號﹐就是演英雄人物﹐首先要學做英雄人物。我們劇團有位扮演郭建光（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主要人物）的主要演員﹐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人物的他﹐總感覺高人一等﹐平時不大合群。大家聚在一起胡侃閒聊時﹐他總是躲在一邊﹐手裡捧本毛選或紅旗雜誌（當時中共中央出版的期刊）﹐用紅藍鉛筆在上面劃道道。大家背地裡都稱他為“郭指導員”。
　　我那時有個貼身的寶貝——紅旗牌半導體收音機。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們的信息來源除了報刊雜誌﹐就是收音廣播了。我那時能將所有現代京劇的音樂熟記於心﹐全拜收音機所賜。在很長一段日子里﹐每當收音機一開始播放革命現代京劇﹐我會立即操起胡琴隨著廣播從始至終拉一遍﹐不管是哪齣戲﹐都難不倒我。到後來漸入佳境﹐甚至可以一個音符一拍節奏都不會有錯﹐與廣播吻合的嚴實合縫﹐完美無缺。我這一手﹐無論新老樂手﹐還是師傅徒弟﹐無不稱奇折服。這台半導體收音機除了作為我忠實的練琴夥伴之外﹐還常常引領我倘佯暢游更廣闊的世界。一天﹐我正在轉動收音機的旋鈕﹐“郭指導員”走了進來﹐突然對我大喝﹕你收聽敵台﹗聽到這聲蠻橫無端的指責﹐我立刻將旋鈕固定在他聽到的這段音樂上﹐反問他有什麼根據斷定這就是敵台。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很多可能不了解何為敵台。在中國﹐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被嚴格控制﹐政府控制之外的境外對華廣播一律稱為敵台﹐嚴禁收聽。其他在場的同事見這一指控非同小可。紛紛站出來勸解。我的一個好友平素就見不慣他那種假正經面孔﹐反指著他說﹕你如果事先沒聽過﹐怎知那是敵台﹖這句質問非常有殺傷力﹐只見他一下怔住了﹐臉紅一陣白一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急敗壞轉身走了。
　　幾天後﹐在一次排練間歇﹐我獨自坐在舞台下休息﹐“郭指導員”湊了過來坐在我身旁。他手裡拿本毛主席語錄﹐對我念了一段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領袖教導﹐接著就那天的事開始作自我批評。他態度之誠懇﹐言辭之煽情不覺打動了我﹐於是鬆懈了對他的警惕。我對他說﹕其實沒什麼﹐那天確實不是敵台﹔即使是又如何﹐我們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后代﹐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見我如此說﹐便循循善誘﹕那是當然﹐但階級敵人總是狡猾的﹐我們可不能上當受騙啊。我不知不覺把他當成知己﹐脫口而出﹕不會不會﹐香花毒草我還是分得請的﹐蘇聯﹐日本﹐還有台灣的中文廣播﹐在我調台時都曾碰巧調出過﹐也沒把我怎麼樣嘛﹐他們的造謠我根本就沒信過。“郭指導員”不露聲色﹐接著誇獎我一番﹐結束了那次交談。
　　第二天﹐我被叫到團部﹐三位領導臉色嚴峻﹐宣佈我被審查﹐交待自己的問題。
　　今日的中國大陸﹐因反腐運動派生出一個新詞彙﹕“雙規” ——就是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而四十年前﹐我有幸提早享受了這一政治待遇。我頭一天和“郭指導員”所說的話﹐被領導一字不差地重複出來﹐作為我無法抵賴的鐵證。從那天起﹐樣板戲劇團偷聽敵台事件成為各級領導抓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政績﹐他們紛至沓來﹐光顧這個他們從前很少踏足的劇團﹐作指示﹐搞路線分析﹔大會批判檢討﹐小會檢討批判。我的母親也被請到團里﹐為我的彌天大罪哭紅了雙眼。
　　此案最後的組織處理是對我網開一面﹐原因是我家庭出身好﹐根紅苗正﹔加上我的年齡小﹐業務水平高﹐屬於尚可改造之列。但那位替我辯護的好友就沒那麼幸運了﹐他的家庭出身不算好﹐作為老知識分子的父親被關進牛棚正在接受審查。團里決定拿他殺雞儆猴﹐作出予以除名的處份。才華橫溢的他當時正與團里一位靚女談戀愛﹐無端端禍從天降﹐兩個人涕淚對流﹐難捨難分﹐最終還是斬斷情絲﹐因我的無辜牽連而毀掉了這段美好姻緣。
　　我雖被放過一馬﹐但仍躲不過特殊的“政治待遇”﹐當那些因為偷聽敵台（聚眾收聽）的農民被當作現形反革命公審後處決時﹐我被迫肅立全程收聽公審實況……
　　眾人蒙難﹐惟有一人立功受獎﹐“郭指導員”因階級鬥爭覺悟高﹐黨組織一致通過其加入中共黨員。
　　九十年代﹐我們這些當年的老同事老戰友多次聚會﹐我都沒見過“郭指導員”。我很奇怪﹐就問大家﹐他為什麼一次也不來參加聚會﹖
　　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一個人肯去通知他。

　　日內瓦有過一條制約告密者的法律﹐“任何控告別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證明他的控告是正確時才能獲釋。”茨威格如是說。
　　但願我的祖國永遠告別密告﹐祝愿我的同胞不再因這魔咒而蒙冤受難﹐祈願我們的后代有一天能真正生活在祥和之世。
　　　
　　　　
　　

老外學民樂

　　八十年代時﹐我有位在長影樂團拉小提琴副首席的朋友﹐我出差去看他﹐我發現他的業余時間都花費在兩件事上﹐一是養君子蘭花﹐二是在教日本留學生拉二胡。我很奇怪﹐就問他﹐你是拉提琴的﹐怎麼倒教起胡琴來了﹖他笑著回答我﹐很多日本留學生對中國的胡琴有濃厚的興趣﹐教他們一堂課的收入抵得上他半個月的薪水。後來這位朋友終於在九十年代初去了日本留學並定居東瀛﹐我不曉得他是否還在那裡教授胡琴﹐但萬萬沒有料到我自己十幾年後﹐居然也有了跟我學習胡琴的美國學生。
　　有一日﹐我的電郵信箱收到一封陌生的來信﹐寄信人是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萊斯大學攻讀鋼琴博士學位。她在來信里詢問我是否在教授二胡﹐並問我是否收美國學生。我不認識這個女孩﹐也不知她是從哪得到我的信息﹐就問她是誰要學胡琴。她告訴我﹐她的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學在為父親找二胡老師。這是我在休斯敦開班授徒以來第一個找上門的美國學生﹐我特別感興趣﹐就非常痛快地答應下來。
　　一星期後﹐一位白人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手裡持支二胡。他告訴我胡琴是他去中國旅遊時購買的﹐因為他覺得價錢太便宜了﹐就買了它帶了回來。從這位老先生嘴裡得知﹐他有四十幾年拉奏小提琴的經歷﹐他的兒子正在萊斯大學讀小提琴專業。是他委託兒子在萊斯大學到處找中國學生打聽哪裡可以學胡琴。對於這樣一位老資格音樂發燒友來說﹐學習掌握另一種樂器就不算太困難了﹐所以他學得很快﹐不久﹐他不再來上課了。我妻子在休斯敦醫療中心白血病研究中心上班。一天她帶回來一本醫療中心的學術期刊﹐封面赫然是那位跟我學習胡琴的老先生。我這才知道他原來是位在醫療領域頗有知名度的專家。
　　第二位學習二胡的美國人叫托尼﹐他是個青年人﹐特別喜歡中國文化﹐甚至娶了位中國姑娘作太太。托尼彈一手好吉他﹐我看過他帶的樂譜﹐程度不低。所以我曾與他相約﹐把二胡與吉他組合在一起﹐嘗試搬上音樂舞台。他也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可不知他出了什麼狀況﹐托尼上了幾次課後突然消失了﹐他放在我這裡的樂譜和預交的學費我竟無法還給他。
　　迦士是位美國白人青年，他是跟我學習二胡的第三位美國人。
　　和一般美國人相比，他有些與眾不同。首先美國是個汽車大國，幾乎人人以車代步，我的家三口人就是三台汽车。可我很少看见迦士開車，他的代步工具也有四個輪子，但你们不要誤會，那不是汽車，是那種美國中學生特别喜愛的四輪滑板。他是位比較典型的中國迷，當别人僅僅對中國這個國度感到好奇時，他已去過幾次中國了；當大多數美國人僅僅從影院里領略中國功夫时，迦士早已有多年學習太極和功夫的經歷了。
　　每當到了上課的日子，在我家前面的那條街上就會出現一個飛速滑行的身影，那一定是迦士，身著一身練功服，胡琴盒斜背在身後，英姿勃勃，引人注目。我曾带他到我家後院堆放雜物的小倉庫，指著我們自己很少使用的自行車對他說，這輛車免費送他，以後別用這滑板了。可他還是寧願用他的滑板来我家。
　　二胡在中國的拉弦樂器裡﹐應算是最難學的樂器了﹐對文化背景相異的美國人就更是如此。迦士在跟我學習二胡之前﹐並沒有學習過任何樂器。他對我說僅在學校吹過一點長號﹐早忘光了。我曾問他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下決心要來學習掌握這樣難的一件樂器﹐他對我說中國的一切他都十分感興趣。
　　迦士是個非常認真的學生，每次上課時間都非常準時，寧可提前到，也從不遲到。要知道他是位不開車的人士。迦士也是個聰明的學生。初學二胡時，他坐姿緊張，操琴也緊張；兩隻胳膊與雙肩僵硬地架著。我對他說，學習音樂切記要放鬆。他立即領悟，對我说，是不是象學太極，邊說邊在我面前比劃著。迦士又是個勤奮的學生，每次佈置給他的家庭作業，他都會認真對待。這從他每次來上課的拉奏中可以看得出來。没有花費時間和精力練習，他是不會有這種進步的。他對我說他住在公寓﹐練琴時曾招來鄰居的抱怨。我便教給他一個解決的辦法﹐用支半截鉛筆代替琴碼﹐聲音立刻小了很多。我告訴他﹐我自己也曾這樣練過好長時間的琴﹐即使是在夜裡﹐琴聲也不會騷擾到別人﹐僅有自己才聽得到。我示範給他看﹐他看了開心得像個孩子。
　　在2007年央視舉辦的“雅士利”杯首屆民族器樂大賽中﹐增設了海外組選手的比賽項目﹐一位叫中西桐子的日本女孩以一曲《戰馬奔騰》打入決賽﹔再以一曲《豫北敘事曲》拿下決賽銀牌。就是這樣一位跟主持人對話需要通過翻譯的外國選手﹐拉起二胡有模有樣﹔詮釋二胡經典名曲也十分到位。尤其在展示才藝表演時﹐自拉自唱《不得不愛》﹐傾倒全場。決賽時一分鐘技巧展示﹐用二胡模仿銅鑼惟妙惟肖。當主持人問她為何喜歡中國音樂﹐她回答說﹕中國音樂即使沒有歌詞﹐也能表現豐富多采的內容。言簡意賅﹐將胡琴這件樂器的獨有特性和魅力一語道破。
　　我心裡為這位女孩喝彩﹐也為她背後的老師所付出的心血由衷讚嘆。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太多相似的東西﹐大文化背景屬於近親。而西方人若達到這位日本女孩的理解程度﹐可能會有更大更多的難度。所以我的前兩位美國學生大概知難而退了。
　　那麼迦士會怎樣呢﹖
　　我期待著他的努力。


　　　　　　

两根弦的叹息

　　前些天在长城书店，建光介绍一位朋友给我认识，这位曾在纽约生活过的朋友听说我会拉胡琴，遂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在纽约时曾在地铁见过一位来自国内某著名音乐学府的胡琴教授，每天坐在那里拉二胡。在他脚下放着顶帽子，里面是客人丢进去的零钱。他告诉我这位老教授很聪明，开始演奏前自己先放些钱进去，而且绝不放一元的钞票，都是五元或十元票。他这样做的目的想来大家都会明白，客人施舍的钞票就不会有一元钞，他赚钱就会很快。其实他也值这个价码，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校教授尽管是坐在地铁里拉二胡，我相信他不会糊弄洋鬼子，他拉出的音乐保证会是一等一的；只是匆匆的过客可能感觉不到他们所遇到的是位真正的胡琴大师。那位教授对他说，他每天拉够一百五十元就拔营离开，因为这个收入已是他在国内所赚薪水的数倍了。一开始他需要十个小时才能完成，后来就越来越快，拉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越来越精明，开始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和赚钱方式了。
　　这位来自纽约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本应该在音乐圣殿鸣响的琴声，却被生存现实挟持到地铁，更可悲的是艺术家对这种现状的知足。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并未觉得很受震动。用胡琴演奏赚美元的事我自己也有过亲身体验，给我留下的感觉有如打翻了五味瓶。我相信那位音乐教授在卖艺维生之余，一定也有许多不能言说的内心的挣扎。休斯顿没有地铁，所以我尚无在地铁车站演奏胡琴的体会，但石油公司，博物馆，骨董店，商业发布会，募款餐会以及各类走穴我都经历过。每逢这时，我的音乐便低下了高傲的头，屈身于俗不可耐的商业点缀，变成了被待价而沽的赤裸商品。那边厢推杯换盏，谈笑甚欢；这边厢如坐针毡，似被剥光了衣衫，身无寸缕，无地自容。此种情境下，如果你还坚持你演奏的是音乐，那绝对是自欺欺人。
　　在中国，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音乐艺术要服从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政府把艺术家养起来，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歌颂党赞美集权自然成为艺术家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在西方国家，音乐艺术不会和政治挂钩，但一定会和商品市场脱不了干系。音乐人没人养你，要生存，就不得不身陷于商品市场这张网左冲右突哪怕是弄得遍体鳞伤。西方主流音乐市场是个完全成熟运作规范的结构体系，代理人或代理公司充当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音乐人或音乐团体的演出日程，包装宣传，广告销售等一条龙作业，通常是由这些专业人士和机构来实施完成的。我在美国也曾与代理人打过交道，但严格说与其称其为代理人，倒不如称其为“掮客”。因为他们仅仅是委托方与音乐人之间的中介，这种作业没有半点艺术成分，只是把音乐或演奏当成纯商品的经营。芭芭拉就是这样一位代理人。
　　记得刚来美国不久，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十分好客的夫妇，计划邀请所在社区的邻居们到他家的豪宅来聚餐。这样社区的每一家都收到了一件邮差送来的印制精美的邀请函，除了邀请信以外，还有一份内容详尽的合约，注明收信人须仔细阅读条款内容，并签名寄回方可登门赴宴。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不就一个邻里聚会么，何以弄得跟签卖身契似的。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这件在美国人眼里很正常的事，到了东方人那里就变得不可思议。需要你必须签字的合约是什么内容呢？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客人在主人家发生的任何人身意外，主人皆不负任何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这就是美国，你在他家下楼梯时一不小心失足摔断了腿，或者严重到瘫痪；如果主人没有这份有你签名的合约保护，那十分可能会面临诉讼和巨额索赔。
　　芭芭拉传到我电子邮箱里的一份需要我签字寄回的演奏合约上，就有类似内容。由于在这之前我读过这个故事，我也就入乡随俗大笔一挥签了这份“卖身契”。合约里也注明了演奏的场所和日期，两小时的胡琴演奏薪酬三百五十元，当然我只能拿二百五十元，多出来的可能是芭芭拉的报酬。
　　到了那天，我盛装华服，按约定时间赶到演奏地点：休斯顿艺术博物馆。芭芭拉也如约赶到，之前我不认识她，那天是第一次见面。她长的又高又壮，是那种典型的美国职业妇女。她与我简单寒喧后引领我到二楼一个宽敞的展厅，展厅放置许多透明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来自亚洲和非洲古老的艺术品。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些展品的售价，大多高得令人咋舌。芭芭拉指着一个事先摆好的椅子，告诉我这就是今晚我演奏胡琴的位置。说完她丢下一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我，转身走了。芭芭拉的消失告诉我，她的使命到此为止，下面将是我两小时的演奏。而这演奏的好坏成败，仿佛与她毫不相干了。
　　我坐下来准备我的乐器和音响，为这次演奏事先我做了充足的准备，带来数张伴奏ＣＤ做演奏的音乐背景，特别挑选了不少通俗歌曲、民歌改编的二胡曲，并准备了部分西方经典的古典名曲做风格上的搭配。这些东西加一起，连续演奏两个小时绰绰有余。
　　在我演奏的展厅里，临时摆放了两张餐桌，桌上的酒具器皿相当讲究高档，每张桌都有专门请来的男侍肃立一旁。过了一会儿，我被示意可以开始了，随着琴声，客人们陆续走进展厅，有白人，也有亚洲人，多是夫妇相偕，看上去都是有头有脸腰缠万贯的富人。这是博物馆方面主办的募款餐会，规格很高，不仅宴席不菲，还专门请来东方乐手为其助兴。有的来宾会走到我面前饶有兴趣地看我拉琴，并客气地恭维几句；更多的人对我则视若无睹，好象我和我的音乐毫不存在一般。长着亚洲面孔的公关小姐经验老到地应酬着客人们入座，博物馆主管致辞，男侍们斟酒，于是宴会开始。
　　此时，我开始换了另一种风格的乐曲，莫扎特，肖邦，舒曼轻快柔美的旋律在我手中流淌出来，我有意减弱拉奏，使琴声更贴近周围的气氛。这时，那位长得象中国人的公关小姐走过来，示意我的琴声再弱些，因为音乐声影响到她和客人的交谈。于是我把本来已开得很低的音响关掉，再用几乎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音量演奏。我觉得饭桌上的觥筹交错、热烈交谈已完全盖过了我的琴声，传到我耳中的是一种怪异的声音混响，我的灵性、手指的触感开始麻木，演奏者与音乐的互动渐渐消失殆尽，以至于完全不知自己所拉奏的是什么东西。这对我来说是自打演奏胡琴以来从来未有过的恶梦般的体验。
　　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公关小姐又走了过来，告诉不能再在这间房间演奏了。她带着我走向与宾客相隔的一间展厅，我僵硬地跟随着她来到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坐下来接着拉奏。各位看官，读到此你们是该为不幸的我，还是该为被异化了的胡琴鸣不平呢？
　　然而，命运对我的捉弄并未就此结束，那位小姐不久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告知我还须移到更远的一个房间里演奏。此时我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内心开始愤怒了，可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和礼貌。依我过去的脾气，早就一走了之。你们ＴＭ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狗屁音乐，为什么还非要附庸风雅，拿我和我的胡琴做摆设，颐指气使，呼来唤去。可我不能来痛快的，我清楚自己是签了“卖身契”的，两个小时卖给了人家，我不能干违约的事。再难我也要拉够两小时再离开。
　　于是在这间远离宴席的大厅里，我索性放开音量，信马由缰，畅快淋漓地用琴声排泄我在那一晚所积郁的郁闷和不平。
　　他们再也未来制止我。

　　一年后，我又收到芭芭拉的来电，内容照录如下——

　　Dear Mr Zhang,
　　Are you available to play as a solo artist, playing the erhu for a dinner to be held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the Asian Gallery, Tuesday, September 9, 2008 from 6 – 8pm?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are available and what your fee would be.
Thank you,
Barbara

　　我没等她给我寄来演奏合约，当即回电给了一个她无法接受的报价。
　　从此芭芭拉再也没找过我。



　　　　

鸭绿江轶事

　　　
　　　
　　


　　鸭绿江在大多数国人的记忆里，是那首当年传遍中国的志愿军军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而鸭绿江在我的记忆里，却宛如悬在雾中的一条曲折有致的银色纽带。那是我站在辽东一条最险峻海拔据说最高的山岭上所看到的鸭绿江。我想不起那座岭的名字了，但我却清楚记得凌晨开始出发上山，中午至峰顶，下到山底已是傍黑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那两根弦的伙伴曾伴随我多次造访这条连接中朝边界的著名江河。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曾用鲜血凝成牢不可破友谊的两国关系，处于历史的最低潮。边界态势十分紧张，双方甚至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边境爆发流血冲突，双方各死伤数百人，动用了坦克和远程大炮，这就是当时中国官方所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当年中共召开九大，在会上毛泽东亲自接见曾是珍宝岛边防巡逻支队长孙玉国，并请他为大会作报告，报告中毛数次起立为英雄鼓掌。而后孙玉国火箭般升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一职。毛一死，孙同毛的侄子毛远新立即被贬，此乃后话。
　　当时我看过一部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纪录片，片中详述了中苏争端的始末。此片所展示的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双方冲突摩擦的种种情形，在鸭绿江也如法炮制。譬如边界两方的渔民在渔猎生产时，船上都备有石头木棍，一旦两船抵近，常常发生棍棒相交互有损伤的情形。
　　我第一次去边防部队慰问演出，就是乘渡轮沿江而上。船老大对我们说，在驶近主航道靠近朝鲜一侧陆地时，要特别当心对岸老百姓投掷的石块。说着话，头顶传来隆隆的飞机声。那是朝鲜请来的苏军侦察机，每周定期数次沿边界飞行侦察。我仰头望去，见飞机飞得很慢且低，机身上的标志看得清清楚楚。与我们同行的有两位军区情报部的军官，举着照相机在拍摄飞机。
　　到了部队营区，驻军先为我们这些演员们安排了形势报告。什么叫形势报告，就是向我们这些到访的客人介绍边境地区的战备形势，对我们能在如此时刻为保家卫国的战士们送来上级的慰问关爱而表示感谢。报告里凡是提到朝方，一概称“朝修”。“朝修”这个称谓已是当地军民的共用语，只是政府官方尚未如是说。
　　今天的人可能读不懂这个词，“修”是指修正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苏共二十大和反斯大林运动，使中共与苏共及东欧社会主义联盟决裂，指称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统称为修正主义。朝鲜与中国交恶，向中国的死敌苏联示好，那就更为国人所不容。
　　那时沿江两岸双方各安装了宣传喇叭，我方用朝语向对岸广播；朝方也不示弱，用汉语对我方广播。但朝方安装的设备全部由苏联提供，功率超出中方数倍，所以双方进行口水战时，我方根本不是对手。这时候，智勇双全的民兵便派上用场了，他们挑选几个水性好觉悟高的青年，夜里偷渡到对岸，爬上高高的电杆，将高音喇叭剪断偷回来。朝方见此，也学得有模有样，我方的喇叭也常被偷走。类似做法还衍及到偷偷抢割对方的收成上。
　　按国际通行标准，凡以江河为界的边境，均以主航道为划线基准。也就是说处于主航道中方一侧的岛屿应属中国所有；反之亦然。处于我方的小岛（严格讲称不上岛，只能算一小块陆地）到了汛期，便被水隔离开；过了汛期，人可以走上去。边民不住在上面，但会种些农作物在岛上。这种小岛双方沿江都有，以中方居多。双方关系紧张时，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当庄稼人准备去岛上收割时，却发觉被对岸在夜里抢了先。在当时这种事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我家后院有位小时候的玩伴，他大哥在军队服役，其所属部队被派遣去抗美援越。六十年代在越南帮助越共与美军作战的外军有三方，一是苏联的对空导弹部队，美军在越南损失的Ｂ－５２远程轰炸机多被苏军的萨姆导弹所击落。二是中国军方的高炮部队和工兵部队，中苏在防空上的分工协作是苏军负责高空，我军负责低空。工兵则负责修复被炸毁的交通设施，以及挖山洞修建永久工事。我所在部队的一位工兵营教导员，就是从越南回来破格提拔为师副政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中国工兵用鲜血和生命帮助修建起来的永久工事，从未曾对付过美军，反在１９７９年中越战争时大派用场，给中国军队造成严重伤亡。第三方是朝鲜派遣的高炮部队，由于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北朝鲜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所以来越南的高炮师全部是女兵。每到周末，三方军人的短暂休闲便是一大奇观——苏联老大哥热情邀请朝鲜小妹妹去跳交谊舞，中国小老弟被严令不许出营房一步，只能靠扑克牌打发掉周末。据回来的战士讲，这样已经算很幸福了，中国军队的高炮对喜欢和擅长低空俯冲轰炸的美机形成威胁；反过来其后果对自己常常是毁灭性的。在我军被击中的炮兵阵地上，烈士遗体往往很难寻获，许多战士被炮火撕碎蒸发了。
　　这是很吊诡的一幕，在南面，中苏朝三方联手与美军浴血奋战；在北面，中苏、中朝却互相虎视眈眈，兵戎相见。作为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是马列主义政党，都争着对另一个红色政权予以国际援助和施加自己的影响。中国那时国乱民穷，却要勒紧裤带输送数百亿军援给河内。
　　历史从不会断言这种大国间的博羿是利大还是弊多。六十年代末的中苏武装冲突，使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占了上风，苏军一百五十万精兵压向中苏边境，并计划动用核武力量对甘肃酒泉等中国核设施、首都北京及北方重工业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悄然悬在中国的头上。中国政府则祭出毛泽东的九字真经来抗衡头上之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如此大的举动，苏联须知会美国政府，不想却被美国打了太极，动摇了苏俄鹰派黩武之念。恰逢此时，越南领袖胡志明突然辞世，国际共运领袖们纷聚河内参加胡伯伯的追悼会。苏联鸽派代表人物，总理柯西金参加追悼会后返国，途经中国时在北京机场停留一小时，与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历史性会晤。随着柯西金的离去，中苏战争危机就此消解。
　　胡的去世不仅给化解中苏战争危机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也让春风吹到了一度冰冷的鸭绿江边。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共建政２０年大庆，许多友好国家及兄弟党都派团前来祝贺。在中方的邀请名单上，惟独少了朝鲜。也许是中国的决策者突然意识到要把这盘死棋下活，到最后关头，决定邀请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其时间差使朝方匆匆组建的代表团楞没赶上北京９月３０日举办的盛大国宴。
　　第二天，团长崔庸健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与中方决策层见面，遂定下朝鲜领袖金日成秘密访华日程。金日成何时来的，何时走的，对外始终秘而不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金与毛之间消除了歧见达成了谅解。后来揭秘的中朝结怨之因有两条：一是朝方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国家主席竟被打成死囚；二是文革初始，不知哪个红卫兵组织造出的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朝鲜发生政变，金日成被推翻，崔庸健组成新政府。我记得在文革刚开始不久，我所在的城市就曾散发张贴印有此内容的传单。
　　两位巨人的握手言和促成周恩来总理第二年春天访问朝鲜。后来我所观看的周访朝纪录片，朝鲜可以说倾全国之力，金日成亲自操办迎接，其欢迎仪式之盛大之宏伟之绚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１９７０年春天，中朝突然开始的蜜月期令世界措手不及，也让鸭绿江的边民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过来。那个年代的中国，决策层的重大举措往往须经过费时颇长的层层传达，最终端才是平民百姓。让他们困惑不解的是，一夜之间，对岸往日凶神恶煞的棒子（对朝鲜人的蔑称）突然变得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了。渔船相交，再不是往日的棍棒加石块，而是热情得令人发怵的笑脸和招呼，甚至会丢过来几条刚打上来的鱼。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政府哭笑不得的乌龙事件。一位脑筋转的比较快的边民最先嗅出中朝两国关系有了变化，于是瞒着众人，偷偷越过国境线去一探虚实。当他走进他居住在朝鲜的亲戚家，很快就被当地政府知道了。兹事体大，道（县）政府不敢作主，报郡（省）政府；郡政府也同样不敢作主，直接上报中央最高层。朝鲜中央政府对这位解冻后第一个踏上朝鲜国土的中国百姓超乎寻常的重视，责成有关部门认真的高规格的接待好这第一位访客。
　　可对一个普通农民，怎样才能做到领袖要求的高规格呢，他毕竟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代表。于是请来熟悉中国事务的专家咨询，问什么是中国老百姓最喜欢或最需要的。专家想了想据实回答，中国老百姓最看重“四大件”。
　　说到这里，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发出会心一笑。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年轻人谈婚论嫁，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这四件奢侈品统称为“四大件”。按当时中国百姓的经济条件，真正能在结婚时置办齐这四样东西，对多数人还只是梦想。
　　得到答案的朝方迅速调齐这四件商品，立即派专机运送至郡政府，再由郡政府火速派专车送至道政府，再由道政府派专船将这位贵客连同“四大件”送过鸭绿江。此君偷偷过江，却风光而归，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走到哪都有一大群粉丝簇拥，并争相传诵他蒙受朝鲜伟大领袖恩宠的事迹。
　　边民解除了担心疑虑，大批人过江探亲访友，只不过他们不会再有越境第一人那样的运气了。对这位收了朝鲜大礼的冒失鬼，当地政府不知如何处理才得当，于是上报县政府，县上报市省，很快中央政府也知道了。这让泱泱大国很没面子，套用现在的话讲叫丢份儿，于是指示当地政府邀请对岸道政府组织代表团过江访问，由当地县对等接待，而且一定要接待好。
　　县里是如何接待的呢，当然是动员全县之力，搞的轰轰烈烈，这里就不细讲了。只说一段小插曲，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素有烹食狗肉的饮食传统，对来访的朝鲜同志，当然要备一桌上等的狗肉宴席。于是全县城动员寻找宴席需要的狗。
　　后来终于寻到了合适的狗，县人民医院养的一条大黄狗。这只狗由于经常偷吃护士丢弃的产妇的胎盘，肥壮得象头牛犊，因此而光荣当选并献身于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席间，主人并未告诉客人吃的美味是什么肉，而是通过翻译询问客人是否知道吃的是什么。令人诧异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朝鲜同志吃出来这是狗肉宴。可想而知，这只狗有多么肥。
　　酒足饭饱，宾主们去剧院观看了一场专门为朝鲜同志准备的音乐晚会，这场演出我正好赶上参加了。音乐会一开场就是分别用中朝两种语言演唱的大合唱《金日成将军之歌》，那庄严激昂催人奋进的旋律直到今天我仍能一个音符不错地唱下来——

　　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
　　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