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校

题记：

是谁，让漫漫黑夜跳跃希望的火苗？
是谁，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深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

——普罗米修斯赞歌

尹中校﹐大家都習慣這樣叫他﹐以致時間久了倒記不起他的名字了。我和他曾在同一個集團軍服役﹐我在九一師﹐他是九二師某團政委。他的太太曾與我同校﹐其哥是我小時的死黨
。
我認識他時是在八十年代﹐那時我早已離開軍隊多年了﹐留在軍隊的戰友差不多都擔任了團級幹部﹐有的是中校﹐有的是少校。尹中校給我的印象不像是個團級幹部﹐因為他不像一般團級首長那麼大腹便便﹐依然保持著消瘦精干的身材﹔他也不太像個標準的軍人﹐因為你第一眼見他﹐倒會覺得他像是個學者﹐身上有股文氣。

一九八九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大家都知道在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尹中校在那一年也不动声色地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时途经辽宁，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宋克达向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汇报工作，提到了发生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政治要案：一位曾荣获全军模范指导员，中共十大代表等诸多荣誉称号的团政治委员，上书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一系列禁忌话题，如对军队要无条件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绝对一致口号的质疑等等。刘司令和宋政委征询赵紫阳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赵的意见是，此事军内似可讨论，对上书者宜冷处理。

这位胆敢触犯天条的上书者就是尹中校本人。

于今看来赵对此案的处理意见是温和和理性的，但赵一结束五天的访朝于四月三十日返京后，即遭中共保守势力孤立并解除权力。尹中校的最后命运也就决定了。

同年，六四血案发生后，杨尚昆、杨白冰把持的中央军委向全军下发一个文件，宣布对曾担任军师团职务的三位军官的处理决定。

首先是在六四大屠杀时抗命的前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这位落难将军拒绝用民众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他在军事法庭上掷下一句醒世恒言：“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第二位被宣布组织处理的师级干部与六四无关。他一直怀疑其上司刻意阻挠自己的升迁，这位心怀不满加仇恨的师政治部主任，在师党委会上，拉响了准备好的手榴弹，与他的上司们同归于尽。

第三位遭到处理的团级干部便是尹中校了。

按说尹中校的罪过与六四无关，也可说有关。说他无关，是因为当年上峰断断不会让尹中校这种有异端思想的人带兵进京勤王的；说他有关，是因为尹中校恰恰在悲剧发生前，以一个微弱的、但前瞻的声音警示过世人。

在中国，在改革开放号称政治开明的中国，当局是不准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统治者便是思想者，他们早为芸芸众生设计好了思想原则，而不准许离经叛道。尤其是为一党天下看家护院的军警宪特，更不可以有星点异端苗头。尹中校便是在这个最敏感领域里，犯了大忌。因为他的思索和问诘恰恰触到了统治者的软肋，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威胁和解构。他在如铁板一块的党军内部重申军队国家化这一民主政治的攸关命题，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如沉沉暗夜奋力划出一道光芒。尽管那光芒很弱，离黎明很遥远，但犹如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种，在人世间悄悄燃烧。

徐军长抗命不遵换来的是撤职查办，有的是人盯着军长这个位子。新任军长带领军党委全体成员，一致表态，与徐划清界限，挥师入京。在六四屠城中，三十八集团军臭名昭著，血债累累，成为杀人最多的屠夫军队。

徐军长铮铮铁汉，秉持正义，锒铛入狱，并未能制止悲剧的发生。在统治者眼中，他至多是个人行为，构不成对大局的威胁。然而，尹中校以一低阶军官赫然名列军委红头文件中，说明了他们对这位小人物所提主张的恐慌。

我在这里不想阐述尹中校提出的那个民主政治的命题，因为我相信读者的判断和取舍。我只是在离国十余载不时惦记着尹中校，他现在好么，在做些什么？

今年春，我借回国探亲的机会，想找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冒死进谏的兄弟聊聊，却未能如愿。听知情人告诉我，他妻子最终与他分手，远嫁澳洲。我的那位小学死党，身负一经济大案被网上通缉不知躲藏何处，无从找到他，自然也打听不到他的前妹夫尹中校了。

在京城，我与原来一个团的一位老战友相聚，他军旅四十载，正军任上足七载，获衔将军，作为天子脚下御林军的重要军头，功成名就，享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想当年，我的这位仁兄也和尹中校一样，同属一个军区，也是校级军官。尹中校出身红色家庭，其父为开国将军，曾任大军区工程兵司令。尹有太子党的背景，身上又罩有那么多的政治光环。如果他当年世事洞明，惟上是听；如果他只是思想，而三缄其口；如果……今天的他无论职位或待遇都不会输于我的那位战友。

尹中校在哪里，他也许风光发达；也许困顿潦倒；或只是爱妻离他而去那茫茫人海里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选择，他的人生际遇，或许能给我们对生命，自由，文明的洞察与困惑。
　　
往事已矣。回忆尹中校使我想起中世纪的火刑柱，想起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在此我以中华圣女林昭（被中共暴政处决）讴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诗句作结——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

金大爷的故事



小时候，我家住市政府家属大院，因为与市政府仅一条马路之隔，所以称作家属一院。大院东墙外是片很大的一片民宅区，所以走出东墙，就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每年入了冬季，就可以看到东边飘起的缕缕青烟，那里的居民在生火做饭，燃煤取暖。那是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因为在我家里，冬天取暖，每天有专门的师傅来锅炉房烧锅炉。家里保姆做饭，用的是煤气管道。我不懂在那些胡同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但一墙之隔，至少使刚记事的我第一次感受了人世间的不平。

在东墙外，我有一帮儿时的玩伴儿，其中有个男孩，姓金，在家排行老三，小名叫三儿。他家兄弟姐妹共五个孩子，三儿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一开始我始终搞不懂，他是老二啊，为什么非叫三儿呢？后来才知道，他上面原来还有个姐姐，不幸早早夭折。所以他的小名也隐含有纪念姐姐的意思。

三儿的家是我小时最常去的地方，按我家保姆的话，每天就象长在人家。那时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我童年黄金般的记忆就在那些年月里积累起来的。我常去三儿家，并不是我与三儿关系特铁，而是我总想见三儿的父亲，一天不见就想。那是位和蔼可亲长得胖胖的的中年男人。他是那种你只要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轻易忘记的人。打个形象的比方，你在市场上，地摊上到处可见的笑容可掬的弥乐佛的雕像，三儿的父亲貌似形似神似兼而有之。他的头永远是圆圆的、光光亮亮的，没有哪怕一丝细微的毛发。邻里的孩子们都称他为“金大爷”。

金大爷有三大好，好喝酒，好“说古”，好拉“弦儿”。

你无论何时见他，都是满面红光的，这恐怕是他的第一好造成的。他的第二好常常吸引一群人围在他的身边，听他满嘴的戏说演义，那真叫有声有色，娓娓道来。我打小从他那里听来的轶闻野史，人物传奇就有一大箩筐。你猜不透他那圆圆光光的头里究竟装了多少人间故事，话匣子只要一打开，总有新鲜话题，从不重样。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则轶闻说的是奉天府张大帅的故事。

话说倭寇早有吞并大中华之野心，东三省更是侵华的第一关。所以日本派特使携重礼来奉天看望东北王张大帅，妄图行收买之计。张大帅自是礼遇有加，把日使送他的重礼照单全收。可按外交礼遇，大帅该回赠礼物。张作霖是什么人哪，那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呵。他吩咐翻译去问日使，喜欢要什么。那位日使就发话了，能否请大帅一幅墨宝。翻译回话，要大帅一幅墨宝。这张大帅是土老冒儿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叫墨宝。下人赶紧说，就是给日本人写几个字。大帅一听这太容易了，吩咐笔墨伺候，大笔一挥，写下“墨宝”二字，送给日使。

这日本人展开一看，只见宣纸上赫然书写两个大字：黑宝。就问翻译，这个“墨”字大帅给写错了，下面少了个“土”。翻译赶紧传话回去，说日本人请您老人家把少了那个“土”填在下面。话音未落，但见大帅横眉立目，脸色大变，怒喝道：“大胆！我大东北之寸土，乃祖先所传，焉能送给小日本！”此言一出，吓得那位日使落荒而去。

就是因为这个段子，使我对这位张大帅，始终敬重有加。纵使后来在学校的课文里读到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于北平遇难，系张大帅所为，我也依然对他恨不起来。

金大爷拉的“弦儿”，其实就是京胡。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件中国乐器，就是在三儿家。金大爷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拉京胡，自娱自乐。一到这时，他家那住有五、六户人家的大杂院，就会挤满了人。金大爷平素很喜欢我，我自然是坐在最前面第一排。金大爷长的胖，手也胖；但奇怪的是他的手很小，指尖细细的象女人的手。而且指尖只要一搭到琴弦上，立刻灵巧无比，腾挪开阖，令你眼花缭乱。他永远是双目微合，一副陶醉其中的神态。他拉的都是老曲牌，也不知在他胸中装了多少曲牌，总也拉不完，人们总也听不厌。我那时不懂什么叫曲牌，只是觉得那琴声咿咿呀呀，咙哏咙哏，曲调宛转，变幻无穷。

金大爷的大儿子，小名叫大牛。大牛大我两岁，我叫他大牛哥。大牛哥极聪明，也会拉胡琴，听大牛哥拉琴，你绝对会相信这是得自金大爷的真传。但大牛哥真正令我叹服的还不是他的胡琴，而是他手中的那支碳素铅笔。那支笔在大牛哥手中仿佛有灵性和魔力，游走如灵蛇，未等你看清他的手是如何动作的，各种小动物已跃然纸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大牛哥还擅长画女人，他画女人时也同样走笔如飞，简单的数笔勾勒，就能将女人的美妙形体呈现在纸上。我那时坚信，大牛哥笔下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记得有一次，大牛哥神秘地把我叫到无人处，刷刷几笔，竟在纸上画出了个裸体女像。我敢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女性裸体画，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心头如撞鹿般噗噗直跳。大牛哥诡谲地把那张画从本子上撕下来扯成碎屑。在那个年代，大众文化视觉领域一尘不染，洁净得如同乌托邦，是大牛哥的铅笔给了我人体美的初始启蒙。

金大爷的家屋子很小，一进门是个小厨房，改成了大牛哥的卧室，一张简易的床占据了半间屋子。做饭改在了院子里。进了里屋迎面是一铺大炕，金大爷夫妇和五个儿女就住在这铺炕上。在我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生活之前，炕，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个神秘的民居符号。那神奇的大炕，竟可以睡下一家人；冬天炕内生火可以取暖，夏天全家人一铺大凉席；吃饭也能在炕上，聚友聊天也围坐在炕上。

金大爷拉弦儿有时也坐在炕上。一到这时，三儿的三个小妹妹――小四儿、小五子、小六子会一字儿并排趴在炕上，双臂拂在炕沿，下巴枕在手上，三只天真无邪的小脸儿齐整整地撂在炕沿上，听爹爹拉弦儿。四十多年岁月逝去了，那把京胡，那三个女娃粉嫰的小脸，如一幅年代久远的油画，至今还清晰地鏤刻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有年夏天，金大爷拉弦儿时多了位乐友，这回一把胡琴变成了两把，两根弦变成四根弦。一支京胡，一支二胡，一大一小，一长一短；声调一粗一细，一绵一刚，紧密呼应，你来我往，有声有色。那位拉胡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权且称他“大个”吧。
　　　　
他也确实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健子肉，仪表堂堂，是那种看一眼就能过目不忘的男人。如果拿他与后来的武侠电影里武功高强的武林侠客相比，他无疑更英气逼人。他长了一双大手，在我尚是孩童的眼里，那手简直如熊掌一般，与金大爷长得白嫩的小手，有得一比。可拉起胡琴来，一点也不含糊。只见那胡萝卜般粗细的手指在两根弦上疾动似风，徐揉如绵，拉出的音调竟是那样好听。

他家住在胡同远远的另一端，平素见不到他。后来听说他在一个海滨城市的戏校读书学艺，只有放假期间才会回来。他回到家里，有两件事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是和金大爷一起切磋琴艺；再就是他每天会在自家院子里独自修习武功。真难以想象，这位学戏曲的年轻人居然有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练功时，他家的院子会被人围得水泄不通。那时胡同一端金大爷的弦儿，另一端大个的习武，成了这条老城胡同吸引人眼球最多的两大文化景观。我曾经数次试图挤进那密实的围观人群，都被挡了回来。因为大人们说这不比听金大爷拉琴，小孩不可以靠前，会有危险。我只好挨在高高的人墙外，听着院里震耳的咣咣脚步声和翻筋头声。

没人会想到，这位平时一身练功服，走路一阵风的年轻人，会突然从人间消失。

他是被自家取暖火炉夜里释放出来的气体带走的。那年月，在我居住这座古城，每年的冬季，都在反复上演类似的悲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认识了那无烟无色无味的隐形杀手，可以如此轻易地夺去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大个走了。那年他正准备结婚。

整条胡同的老街坊们，自动聚集在他家门口为他送行。他的悄然离去，令人们扼腕欷嘘，更令金大爷的琴声平添了许多悲凉。

几年后，一场翻天覆地的风暴席卷了中国，给我留下无数珍贵回忆的那条老胡同也未能幸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本来面目，都被黑白颠倒了。

我再也不敢去三儿家了，因为红卫兵造反派说金大爷曾当过国民党建军上校，是个隐藏很深的大坏蛋。就连在我家生活长达十几年的保姆，也被查出历史上有污点。在伪满洲国的长春，她曾经是名只有日伪高官才得以一睹芳容的高级交际花（关于我家这位慈善可亲的保姆，我会在另一篇文中专门写她）。我的父亲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挨批斗，自己都朝不保夕，只好把保姆遣回乡下。

有谁能够将这位在街坊眼里的说古道今、操弦弄律的金大爷，同行武联想到一起呢。国民党建军上校，官阶不低呢。但据我现在的知识，建军差不多类似军队的预备役组织，金大爷的官衔十有八九是使钱捐来的。那阵子国民党象如今的共产党一样，腐败么，用钱买官，权钱交易，世风使然。

从那时起，有时我在胡同碰巧和金大爷走对面，他都会低下头，或别过脸去，象陌生人一样与我擦身而过。

胡同里弄再也未响起过他的琴声。

十年后，我在经历了下乡、军旅生涯后，又回到了这座古城。这时的我也有了近十年的演奏京胡的经历。我去胡同找金大爷，想同这位前辈切磋切磋，叙叙旧。可他家已经搬走了。站在他们八口之家曾住过的斗室门前，邻居告诉我，金大爷解放前在城里有一大片房子，都是他们家的，解放后被政府没收。现在国家给他落实政策，还给他家一部分房子。可那些房子都住着人，他也没办法赶人家走。所以，所谓落实政策还是一纸空文。

时光冉冉，今日，墙外的那大片民居早已不复存在，连同我家曾住过的家属大院，通通变成大厦林立的金融商贸中心，过往的一切痕迹都在现代化巨轮下化为乌有。惟有记忆留存下来——

金大爷和他的胡琴。

北京兵

　　　　　
　　　　　　
　　在部隊那會兒﹐對來自天南海北的入伍戰士﹐大家都有個約定俗成的叫法。比如從河南入伍的士兵﹐我們叫“河南兵”﹐山東的叫“山東兵”﹐黑龍江的叫“黑龍江兵”﹐依此類推。但也有不同的叫法﹐四川戰士大家很少稱四川兵﹐常常稱為“槌子”。我沒有考據這詞從何而來﹐但很明顯的是﹐你這麼稱呼他們﹐他們會不高興﹐象受了人格的侮辱。我們部隊也有不少來自吉林延邊地區的戰士﹐習慣上統稱他們為“鮮族兵”。許多鮮族兵剛入伍時基本上不會講漢語﹐可是他們來到部隊這個人人都講漢語的大環境﹐逼得他們不得不張口﹐因此常常鬧出很多笑話。
　　我記得的一件趣事是﹐有天早晨剛起床﹐一個鮮族兵大叫﹕“窗的打開﹐屁味兒的出去﹗”大家聽了都征了一下﹐繼而哄堂大笑。那位鮮族兵倒愣在那兒一臉困惑。那陣子聽他們講漢語整個兒一個“鬼子兵進莊”的感覺。我們也常拿他們開涮﹐比如大家都會用一句繞口令來作弄他們﹐“前軱轆不轉後軱轆不轉翻過來是個爬犁”﹐只要說的快聽上去有點象朝鮮語。
　　1971年初﹐我們部隊來了一批北京兵。那時許多人都沒去過北京﹐作為祖國的首都﹐北京在每個人心目中的份量是不容置疑的。北京兵似乎自己也深知這點﹐常不自覺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連一般的爭論聊天﹐人們都會讓他們三分或只有聽的份。甚至在部隊領導心中﹐也會對他們另眼相看。譬如﹐步兵團很少能看到北京兵的身影﹐他們多被分配到砲兵、通訊等特殊兵種﹐因為那些單位的工作任務沒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基礎是很難勝任的。
　　中朝邊境上有個全世界都熟悉的標誌性建築﹐就是鴨綠江大鐵橋。鐵橋連接著溝通丹東到新義州的鐵路﹐幾十年來﹐中朝兩國領導人的互訪﹐幾乎都是經由這里。距大橋不遠處﹐是一座鐵橋的殘骸﹐那座橋毀與朝鮮戰爭期間美軍的空襲﹐一直沒有拆除﹐而作為歷史文物和旅遊景點永久保留在江中。我部直屬高射炮營﹐就駐紮在江橋附近。那時誰也無法料到這支部隊里有兩個不起眼的士兵﹐後來會改寫中國電影史﹐對加速解凍臺海兩岸關係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進入七十年代後﹐中朝關係已大大緩解﹐不似六十年代末期那般緊張敵對。我方守邊部隊也隨之減低了戰備級別﹐軍營除了例行的訓練以外﹐部隊空氣倒是不失輕鬆。高炮營有批北京兵非常活躍﹐業余時間編排些娛樂性節目來為戰士們演出﹐什麼數來寶﹐三句半﹐天津快板﹐多是出自一位叫田軍利的北京兵之手。
　　高炮營還有個北京兵﹐叫費小地﹐他也真是象他的名字一样長的小巧玲瓏﹐整個人比別人小一圈﹐面龐清秀﹐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小很多。我常懷疑象他這種身高怎能通過入伍體檢那關﹐後來與他交往多了﹐才知道內情。原來其父為中國攝影界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佬級人物﹐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里陳列的許多戰爭年代珍貴的照片多出自費小地父親之手。作為中南海紅牆內的御用攝影師﹐別說其子身高不達標﹐就是再有點什麼生理缺陷﹐把人送進部隊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麼。借用老美的話叫﹕It's a piece of cake﹗
　　田軍利恃才自傲﹐比較清高﹔但費小地卻很容易打交道﹐我與他的關係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末。那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期﹐整個社會還未從十年禍亂和殭化古板中甦醒。可京城卻有幫前衛的年輕人﹐他們多是權貴階層的子女﹐有條件比普羅大眾提早接觸外部世界。當老百姓還不知鄧麗君為何方神聖時﹐他們就已經身著牛仔喇叭褲﹐享受日產立體聲音響里的靡靡之音了。小地與我那時的年齡正是“力比多”(荷尔蒙)分泌高發期﹐小地最喜歡的事就是和幾個死黨叫上我去部隊醫院找女兵跳舞。那些在軍營里面厌倦單調死板的女孩子也都樂于坐進首長的車﹐來到首長寬敞的別墅﹐與首長的公子們在鄧麗君的軟綿綿的歌聲下耳鬢廝磨﹐翩翩起舞……
　　小地還有讓我大跌眼鏡的驚人之舉(今天看來已很普通)﹐他會把女孩子領到香山無人處﹐上演一場在當時離經叛道的人體攝影秀。小地拿來他拍的片子給我看﹐告訴我這是某某中央領導的千金﹐並讓我發誓保密。照片中的女孩漂亮嫵媚﹐但每張片子都戴著墨鏡﹐大概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們大膽地在鏡頭前面寬衣解帶﹐有幾張十分暴露的片子模糊不清﹐我問小地原因。他說﹐兄弟你不知道﹐鏡頭里一出現不穿衣服的女人﹐手就哆嗦不聽使喚了﹐端不穩相機呵。小地擅長攝影子承父業本名正言順﹔可看著手裡的裸體照﹐想到其父拍的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禁啞然失笑。後來我聽說他和在中央音樂學院當團委書記的田軍利混到一起了﹐說是在編寫什麼電影劇本。
　　1986年﹐我來北京出差﹐突然看見北京鬧市街頭矗立的高大海報廣告牌﹐上面醒目地書寫著——血戰台兒莊﹐編劇田軍利﹐費林軍。呵﹐小地長大了﹐上了大片編劇榜﹐自然不宜再叫小什麼了﹐費林軍﹐這名字挺有氣派。可我認識的小地只會拍照﹐多年來從來未見他搖過筆桿子呀。那年月在中國影壇﹐有資歷有名氣有地位的大編劇多的是﹐編寫這樣的大片﹐怎麼也輪不上這兩位小人物呀。可當我看完這部片子﹐才恍然大悟。
　　中國在電影大片《血战台儿庄》出籠之前﹐反映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從來是個碰不得的禁區。大陸老百姓只知日本鬼子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打敗的﹐國民黨只會反共搞摩擦﹐再就是曲線救國走投降路線﹐抗日根本沒他們的份。首先這一條戒律便足以使那些大編劇們望而卻步。其次是舊中國的全部文史檔案資料一直處於封閉存檔從未解密狀態﹐尋常人調閱這類資料想都別想。然而對於這兩個初生牛犢﹐以上限制都不是問題。首先從事共青團工作的田軍利慧眼識珠﹐於李宗仁回憶錄里台兒莊一役受到啟發﹐年輕人沒有過多的精神枷鎖和顧慮羈絆﹐遂決意要闖闖這個禁區。其次費小地父親的地位輕易解決了第二個難題﹐所以聰明的田軍利必須要拉上不會寫文章的費小地一起來完成這件大事。
　　終於﹐電影劇本《血战台儿庄》完成了﹐1983年發表於《八一電影》雜誌第四期。電影劇本發表後沉寂了兩年﹐始遇良機。1985年﹐在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之際﹐北京軍事博物館抗日紀念館首次展出了國民黨正面戰場部分。官方釋放的這一信號促使中國當時最小的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定槌投拍《血战台儿庄》。經八一製片廠的介紹﹐廣西製片廠花三千元(當時的高價)從田、費二人手中買下拍攝版權﹐並邀請八一製片廠經驗豐富的導演楊光遠執導該片的拍攝。限於篇幅﹐後面的細節我就不再贅述了。
　　電影《血战台儿庄》問世了。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反映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影片﹐集紀實性、文獻性、詩史性於一身﹐真實再現了抗日戰爭史上重要的一頁﹐影片一上映立刻轟動海內外。
　　這裡擷取幾段花絮如下——
　　審片會上﹐一位領導問導演﹕整個影片都是國民黨的黨旗、軍旗﹐怎麼沒有一面紅旗﹖楊尚昆說﹕這是國民黨的抗戰﹐能出現紅旗嗎﹖大家聽了禁不住哈哈大笑。
　　影片在上海上映時﹐出現了觀眾集體為犧牲的抗日勇士致敬、默哀的動人一幕。
　　在香港首映式上。万民争看，轰动全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先生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于是，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中央，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意。于是，广西制片厂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立即带上飞回台北。
　　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地观看了影片，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不久，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互动往来的序幕。
　　《血战台儿庄》公映後即榮獲第七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等三項大獎﹐第十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廣電部優秀影片獎﹐还有國家授予的特別獎——抗戰獎。評論界少有的一致公認﹐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識的电影﹐它以詩史般的主題﹐油畫般的色彩﹐內蘊深刻的銀幕造型﹐開放式的故事結構﹐畢真畢現地還原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英勇不屈﹐抵禦外侮﹐浴血捐軀﹐氣吞山河的悲壯史實。在藝術成就上也達到了中國電影史上軍事題材影片的最高峰。
　　更讓《血战台儿庄》主創人員始料不及的是﹐此片引發了中國文壇不可遏止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敘事潮﹐影視﹐小說﹐報告文學﹐史料﹐回憶錄鋪天蓋地﹐一夜間為全體中國人洞開了曾遮蔽得嚴嚴實實的歷史一幕。除了電影里的李宗仁、白崇禧、張自忠、孙连仲外﹐人們還牢牢記住了孫立人﹐衛立煌﹐薛岳﹐杜聿明﹐傅作義﹐戴安瀾﹐王耀武﹐張靈甫等一長串響亮的名字﹐那些曾被當作歷史罪人的人突然被發現是功勛彪炳、流芳百世的的抗日名將。
　　田軍利在寫出《血战台儿庄》之後﹐又寫了《共和國不會忘記》《國魂》兩部電影﹐費林軍的名字再未出現﹐從此默默無聞。而田軍利則官袍加身﹐仕途亨通﹐吏至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中國東方歌舞團團長兼黨委書記。
　　我常常想﹐假如費小地沒有參軍入伍﹔假如他服役的部隊不是高炮營﹔假如田、費二人不曾相識﹐假如……就不會有《血战台儿庄》這部電影的存在，人們也無從知曉從鴨綠江邊殺出的兩个膽敢觸雷區的楞頭小子……
　　歷史存在太多的假設了。

　　寫至此我想﹐結束這篇記載我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兩個北京兵的大片再重溫一遍。
　　
　　　　　　　　　　　　　　　　　　　　　　【于二月二十六日午夜】
　　　　　　　　
　　　　　
　

壮哉！四野

　　　　　
　　我素來不喜歡馮小剛的電影﹐總覺得把王朔式的调侃搬到銀幕上看著彆扭﹐文學的會意、閱讀愉悅在電影的詮釋下變得蒼白而沒有血色。但《集結號》一片則徹底扭轉了我對他的看法﹐這部顛覆傳統戰爭影片的大手筆使我震撼﹐令我熱淚橫流。
　　20年前﹐一本轟動中國大陸的書籍被中國政府查禁﹐當時我正在北京出差﹐聽到消息趕緊跑到人民大學門前的書攤買了一本﹐這本書叫《雪白血紅》。我對此書之所以情有獨鐘﹐除了我是個老資格的戰史發燒友外﹐還有兩個因素令我對其另眼相看﹐一是書裡的主角東北野戰軍是我父親的老部隊﹔二是此書作者張正隆原來與我隸屬同一個集團軍。
　　這是一部直面戰爭的血腥﹐戰爭的死亡﹐戰爭的恐怖﹐少有人為修飾和政治偏見的著作。而馮小剛的《集結號》在還原戰爭的殘酷、重現戰爭血淋淋的真相上﹐師承了《雪白血紅》的全新視角。
　　1989年出版發行﹐1990年被禁的《雪白血紅》﹐在以後數十年里再版發行無數次﹐但沒有一次是官方正式出版發行﹐全部是書商的非法印刷﹐地下發行。我曾買過後來書攤上的盜版書﹐翻開內頁﹐印刷低劣﹐錯誤百出﹐不堪卒讀。但即便如此﹐仍暢銷不衰﹐讓書商們賺得缽滿盆滿。
　　那時的中國社會尚未學會今日大行其道的新聞“炒作”﹐政府的查禁就是變相炒作﹐因為這行為本身就是對宣傳此書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大眾受逆反心理驅使﹐反而對禁書趨之若騖﹐恨不得先睹為快。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此書在海外以英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等十幾種文字出版發行。作者在“休眠期”被扣壓的稿酬同樣令人眼花繚亂﹐美鈔﹐日幣﹐英鎊﹐馬克﹐儼然一個萬國銀行。
　　今天的讀者有幸讀到這部難得的史書﹐應該感謝中國曾經的八十年代。十年動亂後的八十年代﹐被公認是政治相對寬鬆﹐學術相對自由的“小陽春”時代。整個中國文壇呈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活躍與生機﹐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探索成果傲人。軍內也涌現出一個以莫言為領軍的優秀作家群體。作為軍方權威性出版機構的解放軍出版社﹐於1986年策劃了一套叢書出版選題﹐以解放軍各個歷史階段的大型戰事為題材﹐以新的視角和戰爭觀﹐用文學紀實手法寫作﹐定名為《中國革命鬥爭報告文學叢書》。該叢書計劃出30卷﹐從土地革命戰爭一直寫到抗美援朝戰爭。應該說﹐這個出版創意既壯觀宏大、眼光獨到﹐又填補了軍史寫作的一個空白。熟悉中共軍史的讀者都知道﹐如此成系列有影響力的戰史叢書﹐中共建政後只出版發行過一套﹐就是將帥們回憶錄體裁的《紅旗飄飄》。出版社為籌劃該叢書﹐召集了一批軍內作家各自領銜受命﹐張正隆作為來自沈陽軍區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選題是遼沈戰役。
　　1989年8月﹐《雪白血紅》面世﹐立即引起巨大轟動。但這轟動後面卻有些弔詭﹐像川劇裡的變臉。首先是學界和民間空前一致的追捧﹐第一版93000冊很快售罄﹐連續加印兩次仍難以滿足需求﹐市場開始出現不同版本的盜版書﹔海外很快也出版了多種語言的版本﹐同樣造成轟動效應。與之相對應的是在中國政界﹐也暗流涌動﹐近百軍中老人上書中央﹐狀告該書及作者歪曲歷史事實﹐捧林貶毛﹐曲解革命戰爭﹐夸大四野戰績﹐為林彪以及死黨翻案等等。告狀老人中無一人是出身四野的戰將﹐全部為一野、二野、三野出身﹐而且以二野將領居多。眾所週知﹐在鄧小平掌控中共最高權力後﹐中共軍政佈局以使用二野出身的幹部居多。
　　所謂二野﹐即前身為中原野戰軍的劉鄧大軍。中共在吹捧二野戰史最為自豪的是“千里躍進大別山”。歷史的真相是﹐中原野戰軍在國民黨悍將、素有“小諸葛”之譽的白崇禧的圍剿下﹐千里流竄大別山﹐不但丟失了全部重裝備﹐十二萬兵力折損至不足七萬。直到戰神粟裕佈局淮海大戰﹐才令中野擺脫了大別山的惡夢﹐不懂軍事的鄧大人才有機會履新戰役總前委書記一職﹐從此淮海戰役的榮耀和光環與鄧便緊緊地捆在了一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84年2月5日﹐一代名將粟裕鬱鬱而終﹐生前強加於他頭上的種種不公正﹐並未在鄧主政的中共當局獲得糾正﹐粟申訴多次未果﹐帶著諸多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參看粟裕夫人楚青的回憶錄)。
　　中共軍隊內山頭林立﹐派系多門。當年四野八十萬勁旅(號稱百萬)揮師入關﹐迅速拿下平津﹐如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大半個中國﹐蔣軍精銳多被林總吃掉。四野越打越強﹐越打越猛﹐越打越大。如此威風﹐也為自己埋下了不祥的種子。想當年漢將韓信﹐巧佈十面埋伏﹐取楚霸王首級﹐奠漢朝百年基業﹐功高蓋世﹐最後死於婦人之手。歷史就是這樣驚人的巧合﹐公元前的歷史悲劇在中共譎詭的政壇上反復上演。1971年的“9.13 事件”和隨後的大規模整肅﹐使四野出身的大批幹部落馬倒地﹐元氣大傷﹐再也沒能復原。那以後朝中再也無人替四野說話﹐更別提為《雪白血紅》申辯了。
　　1990年8月﹐剛剛走馬上任的軍委主席江澤民就接到王震轉呈的老軍頭們的狀子﹐豈敢怠慢﹐提筆批示﹕“不可低估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軍中的影響”﹐並定性該書有重大政治傾向錯誤。六四罪魁、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領旨立即進行軍內整肅。解放軍出版社等文化部門一批人受到株連﹐作者張正隆被“冬眠”打入冷宮。同時被點名批判的還有黎汝清的《湘江之戰》和《皖南悲歌》。湘江戰役是中共軍史上的惡夢﹐是當年紅軍被迫撤離蘇區後打得罪慘烈、最危險的一仗﹐整個湘江被紅軍的血染紅了﹐幾十萬紅軍經此役折損八九﹐中共差點做了石達開第二。皖南事變是新四軍被顧祝同率領的國民黨軍隊所圍殲﹐軍長葉挺被生擒﹐政委項英犧牲﹐近萬指戰員遭滅頂之災。這與中共軍史里百戰百勝的神話嚴重牴牾。
　　我當時是一口氣讀完了《雪白血紅》﹐接著又閱讀了這套叢書首批出版的平津戰役卷《歷史﹐在北平拐彎》﹐濟南戰役卷《龍嘯泉城》﹐解放石家莊卷《石開門》﹐解放大西北卷《鏖戰西北》﹐西安事變卷《黃土地﹐紅土地》等書。平心而論﹐這些書有的寫得很爛﹐有的還算不錯﹔但跟《雪白血紅》相比﹐無論是歷史高度﹐還是史實價值﹔無論是藝術性﹐還是真實性﹔無論是可讀性﹐還是震撼性﹐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之上。此書還創下一個世界之最——在中國出版史上﹐乃至世界出版史﹐惟一一部被百名將軍告狀的戰史書。巧合的是﹐作者在寫這本書之前﹐恰好也採訪了百餘位當年參戰的四野老人。這一切使在1989年8月之前僅小有名氣的張正隆﹐因一部《雪白血紅》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從而奠定了他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因《雪白血紅》而被冰藏了十八年的張正隆﹐終於又在2008年推出了該書的續篇《槍桿子﹕1949》。我還未來得及閱讀這本書﹐可常識告訴我﹐這部續篇雖然是十八年磨一劍﹐一旦亮劍一定會先聲奪人﹐流彩紛呈﹔但它也一定是與當局妥協的產物﹐先天不足會令這部續篇無從達到《雪白血紅》的歷史高度。(作者十分無奈地承認此書的出版被審查刪掉十萬字的內容。)
　　父親離世前三年﹐我曾將《雪白血紅》鄭重推薦給他閱讀﹐一是想驗證一下作為那場戰爭的親歷者的父親讀後是什麼反應﹔二是書中有相當大的篇幅是描寫四野三縱(今四十集團軍)的﹐父親當年隸屬三縱七師。在遼沈戰役中﹐三縱七、八、九三個師﹐一直作為林總的鋼刀用在最難啃的戰鬥上。
　　父親讀完書後面色嚴峻﹐僅僅從嘴脣中間迸出兩個字——
　　真實。
　　父親走了多年後﹐我時常在掂量父親說過的這兩個字所包含的意義。父親為什麼只用兩個字為這部史詩性巨著作評呢﹖是他吝嗇自己的話語麼﹐我想不是。“真實”對於中國﹐太難能可貴了﹔“真實”對於父輩經歷過的腥風血雨﹐就更是沉甸甸到難以承受。我們還有多少蒙垢的史實需要張正隆們還原﹖今天的中國社會﹐“跪著寫﹐仰著看”是否還在大行其道﹖
　　我還記得父親笑著對我說﹕“我們七師還有句著名的順口溜作者沒寫進去。”遂吟道﹕“七師打﹐八師看﹐九師圍著屁股轉……”
　　父親說﹐八師九師還是後來才趕上我們七師的戰鬥力的。所以作戰凶猛的七師從上到下﹐都會說這段順口溜。
　　寫至此﹐一股油然而生的敬意由心底昇起——
　　壯哉﹗四野。
　　悲哉﹗林總。
　　四野的老人家們﹐你們一路走好。歷史將永遠銘記你們的的殊勛﹗


　　　　　　　　　　　　　　【含泪写毕于二月二十五日凌晨】

　　　　

　　　

密告的魔咒

　　

　　題記﹕一旦一個國家……原則上允許甚至希望告密時﹐其他正派人就會被恐懼所驅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當人們不被懷疑是站在魔鬼一邊而是站在上帝一邊時﹐好像告密不是出賣﹐而是在向上帝獻祭。
　　　　　　　　　　　　　　　　　　　　——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1989年6月5日﹐上海音樂界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學術討論會﹐特邀中國藝術院音樂研究所副所長ＸＸ（為個人隱私由姑隱去姓名）到會做專題發言。那幾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黑暗的日子﹐與會者急切地想從剛從首都趕來的學者口中打聽消息﹐於是學術會議內容自然轉到北京流血事件這個大家都關心的議題。本來就悲憤莫名的他﹐當場口無遮攔﹐出言無忌﹐向與會者描繪了他的所見所聞。會議結束後﹐他返回北京﹐即遭戒嚴部隊逮捕。
　　2009年8月﹐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2009巨人杯全國民族器樂大賽”中﹐我在電視熒屏中又看到了他。一晃二十年未見了﹐小我一歲的他已兩鬢霜染﹐平添更濃的學者風范。作為二胡大賽兩名綜合藝術分評委之一的他﹐思路敏捷﹐語言犀利﹐博聞強記﹐見解過人﹐給參賽選手和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當年在我結識這位青年才俊之前﹐曾閱讀過一個科普風格撰寫的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發展史的小冊子。從事音樂研究的我讀過大量相關著述﹐可這本不太厚的書籍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我在參加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學術研討會上﹐我認識了他﹐當時他已進入音樂理論界擔任了重要職務﹐主攻中國音樂史和佛教音樂的研究。
　　20年前他的被捕無疑是與會者里有人舉報了他。參加那次會議的代表有許多是我的同行和朋友﹐大家對告密者痛恨至極﹐但至今也不曉得是何人做下這等傷天害理之事。也許中國會有如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曝光那一天﹐真相方能大白與天下。這次卑鄙的告密後果是什麼呢﹐這位極有前途的青年學者被免去音樂研究所副所長一職﹐陷獄三年。面對這一切﹐他丟下一句佛教箴言給世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然後慷慨赴難。
　　在那幾十天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里﹐每天看著電視臺對舉報者的採訪﹐仿彿一把鋸子在慢慢凌遲著我的神經。今天回想起鏡頭前那些告密者﹐使我記起聶紺弩關於告密者的評述﹐“密告﹐自古有之﹐也算個職業了﹐是由國家機器派生出來的。國家越是專制﹐告密的數量就越多﹐質量也越高。人們通常只去譴責猶大﹐而放過了殘暴的總督。其實不管猶大是否告密﹐總督遲早也會對耶酥下手。
　　我原來所在的集團軍也參與了北京的戒嚴行動﹐據老戰友回來講﹐部隊每天給戰士反復播放那些被殺被燒死士兵的錄像﹐激發他們對“暴亂份子“的仇恨﹐然後再派他們出去抓捕被群眾舉報的反革命﹐根本輪不上北京的警察插手。紅了眼的士兵們捉到人先打個半死﹐然後再移交司法機關。沒有人能夠幸免於這頓發泄仇恨的毒打﹐聽說也包括我那位故交。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麼。那些電視鏡頭上一批批被押赴刑場就地槍決的年輕人﹐正是士兵們和告密者們聯手的傑作。我同時也相信﹐那些在電視鏡頭前挺身而出的告密者﹐很可能幾天前還在熱血沸騰地為遊行抗爭學生捐錢捐物、送吃送藥。鎮壓者的槍聲一響﹐屠殺被至高無上的權力罩上絕對不容置疑的法統和道德光輝﹐異議者被宣佈為國家的敵人﹐出賣被冠以正義的外衣﹐告密受到無限鼓勵﹐曾經聲名狼籍的特務政治捲土重來。政府經由央視發佈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告密被提昇為國家行為和全民行為﹐並冠名“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當代文化批評學者朱大可在談及告密制度深有體會地說﹕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里﹐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7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六十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歷史上最遼闊的冤獄。“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
　　專制制度是塊孕育背叛與密告的肥沃土壤﹐其中浸透著數不清的血淚與冤魂。在《古拉格群島》里﹐索爾仁尼琴探討了大量告密現象。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買面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一旦做到了這點﹐那麼他們“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之外”﹐還能達到另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所以﹐當“背叛成為生存方式”之後﹐”“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我自己就曾親身遭遇過類似的背叛和出賣。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在樣板戲劇團工作﹐那時的文藝工作者負有佔領革命舞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光榮使命﹐劇團領導把抓階級鬥爭新動向作為劇團建設的首要任務。何謂階級鬥爭新動向呢﹖階級敵人的破壞﹐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西方和平演變都是。那麼領導又是如何做到明察秋毫的呢﹐當然離不開告密。樂隊有位胡琴手曾一時手養﹐閒時偷偷拉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被人舉報後遭到批判。那時誰都知道這首歌是為大土匪賀龍（共和國開國元帥﹐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歌功頌德的﹐這是雷區﹐進不得的。
　　劇團有位舞蹈編導﹐因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不久前被空軍處理下放到我們團里來。禍起于他的一個夢。有天睡覺他做了個夢﹐夢見自己落在海水里﹐他遊啊遊啊遊了很久﹐終於上了岸﹐卻發現自己到了台灣。啊﹗台灣被我們大陸解放了﹐到處飄揚五星紅旗﹔台灣百姓像迎接親人一樣﹐敲鑼打鼓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他也真會做夢﹐夢里都惦記著祖國統一。第二天他把自己的夢當作笑話講給同事聽﹐遂被告發。上級說他這是做夢都想叛逃到台灣。他百口莫辯﹐含冤遭貶﹐斷送了前程。
　　七十年代初文藝界有個著名口號﹐就是演英雄人物﹐首先要學做英雄人物。我們劇團有位扮演郭建光（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主要人物）的主要演員﹐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人物的他﹐總感覺高人一等﹐平時不大合群。大家聚在一起胡侃閒聊時﹐他總是躲在一邊﹐手裡捧本毛選或紅旗雜誌（當時中共中央出版的期刊）﹐用紅藍鉛筆在上面劃道道。大家背地裡都稱他為“郭指導員”。
　　我那時有個貼身的寶貝——紅旗牌半導體收音機。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們的信息來源除了報刊雜誌﹐就是收音廣播了。我那時能將所有現代京劇的音樂熟記於心﹐全拜收音機所賜。在很長一段日子里﹐每當收音機一開始播放革命現代京劇﹐我會立即操起胡琴隨著廣播從始至終拉一遍﹐不管是哪齣戲﹐都難不倒我。到後來漸入佳境﹐甚至可以一個音符一拍節奏都不會有錯﹐與廣播吻合的嚴實合縫﹐完美無缺。我這一手﹐無論新老樂手﹐還是師傅徒弟﹐無不稱奇折服。這台半導體收音機除了作為我忠實的練琴夥伴之外﹐還常常引領我倘佯暢游更廣闊的世界。一天﹐我正在轉動收音機的旋鈕﹐“郭指導員”走了進來﹐突然對我大喝﹕你收聽敵台﹗聽到這聲蠻橫無端的指責﹐我立刻將旋鈕固定在他聽到的這段音樂上﹐反問他有什麼根據斷定這就是敵台。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很多可能不了解何為敵台。在中國﹐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被嚴格控制﹐政府控制之外的境外對華廣播一律稱為敵台﹐嚴禁收聽。其他在場的同事見這一指控非同小可。紛紛站出來勸解。我的一個好友平素就見不慣他那種假正經面孔﹐反指著他說﹕你如果事先沒聽過﹐怎知那是敵台﹖這句質問非常有殺傷力﹐只見他一下怔住了﹐臉紅一陣白一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急敗壞轉身走了。
　　幾天後﹐在一次排練間歇﹐我獨自坐在舞台下休息﹐“郭指導員”湊了過來坐在我身旁。他手裡拿本毛主席語錄﹐對我念了一段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領袖教導﹐接著就那天的事開始作自我批評。他態度之誠懇﹐言辭之煽情不覺打動了我﹐於是鬆懈了對他的警惕。我對他說﹕其實沒什麼﹐那天確實不是敵台﹔即使是又如何﹐我們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后代﹐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見我如此說﹐便循循善誘﹕那是當然﹐但階級敵人總是狡猾的﹐我們可不能上當受騙啊。我不知不覺把他當成知己﹐脫口而出﹕不會不會﹐香花毒草我還是分得請的﹐蘇聯﹐日本﹐還有台灣的中文廣播﹐在我調台時都曾碰巧調出過﹐也沒把我怎麼樣嘛﹐他們的造謠我根本就沒信過。“郭指導員”不露聲色﹐接著誇獎我一番﹐結束了那次交談。
　　第二天﹐我被叫到團部﹐三位領導臉色嚴峻﹐宣佈我被審查﹐交待自己的問題。
　　今日的中國大陸﹐因反腐運動派生出一個新詞彙﹕“雙規” ——就是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而四十年前﹐我有幸提早享受了這一政治待遇。我頭一天和“郭指導員”所說的話﹐被領導一字不差地重複出來﹐作為我無法抵賴的鐵證。從那天起﹐樣板戲劇團偷聽敵台事件成為各級領導抓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政績﹐他們紛至沓來﹐光顧這個他們從前很少踏足的劇團﹐作指示﹐搞路線分析﹔大會批判檢討﹐小會檢討批判。我的母親也被請到團里﹐為我的彌天大罪哭紅了雙眼。
　　此案最後的組織處理是對我網開一面﹐原因是我家庭出身好﹐根紅苗正﹔加上我的年齡小﹐業務水平高﹐屬於尚可改造之列。但那位替我辯護的好友就沒那麼幸運了﹐他的家庭出身不算好﹐作為老知識分子的父親被關進牛棚正在接受審查。團里決定拿他殺雞儆猴﹐作出予以除名的處份。才華橫溢的他當時正與團里一位靚女談戀愛﹐無端端禍從天降﹐兩個人涕淚對流﹐難捨難分﹐最終還是斬斷情絲﹐因我的無辜牽連而毀掉了這段美好姻緣。
　　我雖被放過一馬﹐但仍躲不過特殊的“政治待遇”﹐當那些因為偷聽敵台（聚眾收聽）的農民被當作現形反革命公審後處決時﹐我被迫肅立全程收聽公審實況……
　　眾人蒙難﹐惟有一人立功受獎﹐“郭指導員”因階級鬥爭覺悟高﹐黨組織一致通過其加入中共黨員。
　　九十年代﹐我們這些當年的老同事老戰友多次聚會﹐我都沒見過“郭指導員”。我很奇怪﹐就問大家﹐他為什麼一次也不來參加聚會﹖
　　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一個人肯去通知他。

　　日內瓦有過一條制約告密者的法律﹐“任何控告別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證明他的控告是正確時才能獲釋。”茨威格如是說。
　　但願我的祖國永遠告別密告﹐祝愿我的同胞不再因這魔咒而蒙冤受難﹐祈願我們的后代有一天能真正生活在祥和之世。
　　　
　　　　
　　

老外學民樂

　　八十年代時﹐我有位在長影樂團拉小提琴副首席的朋友﹐我出差去看他﹐我發現他的業余時間都花費在兩件事上﹐一是養君子蘭花﹐二是在教日本留學生拉二胡。我很奇怪﹐就問他﹐你是拉提琴的﹐怎麼倒教起胡琴來了﹖他笑著回答我﹐很多日本留學生對中國的胡琴有濃厚的興趣﹐教他們一堂課的收入抵得上他半個月的薪水。後來這位朋友終於在九十年代初去了日本留學並定居東瀛﹐我不曉得他是否還在那裡教授胡琴﹐但萬萬沒有料到我自己十幾年後﹐居然也有了跟我學習胡琴的美國學生。
　　有一日﹐我的電郵信箱收到一封陌生的來信﹐寄信人是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萊斯大學攻讀鋼琴博士學位。她在來信里詢問我是否在教授二胡﹐並問我是否收美國學生。我不認識這個女孩﹐也不知她是從哪得到我的信息﹐就問她是誰要學胡琴。她告訴我﹐她的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學在為父親找二胡老師。這是我在休斯敦開班授徒以來第一個找上門的美國學生﹐我特別感興趣﹐就非常痛快地答應下來。
　　一星期後﹐一位白人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手裡持支二胡。他告訴我胡琴是他去中國旅遊時購買的﹐因為他覺得價錢太便宜了﹐就買了它帶了回來。從這位老先生嘴裡得知﹐他有四十幾年拉奏小提琴的經歷﹐他的兒子正在萊斯大學讀小提琴專業。是他委託兒子在萊斯大學到處找中國學生打聽哪裡可以學胡琴。對於這樣一位老資格音樂發燒友來說﹐學習掌握另一種樂器就不算太困難了﹐所以他學得很快﹐不久﹐他不再來上課了。我妻子在休斯敦醫療中心白血病研究中心上班。一天她帶回來一本醫療中心的學術期刊﹐封面赫然是那位跟我學習胡琴的老先生。我這才知道他原來是位在醫療領域頗有知名度的專家。
　　第二位學習二胡的美國人叫托尼﹐他是個青年人﹐特別喜歡中國文化﹐甚至娶了位中國姑娘作太太。托尼彈一手好吉他﹐我看過他帶的樂譜﹐程度不低。所以我曾與他相約﹐把二胡與吉他組合在一起﹐嘗試搬上音樂舞台。他也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可不知他出了什麼狀況﹐托尼上了幾次課後突然消失了﹐他放在我這裡的樂譜和預交的學費我竟無法還給他。
　　迦士是位美國白人青年，他是跟我學習二胡的第三位美國人。
　　和一般美國人相比，他有些與眾不同。首先美國是個汽車大國，幾乎人人以車代步，我的家三口人就是三台汽车。可我很少看见迦士開車，他的代步工具也有四個輪子，但你们不要誤會，那不是汽車，是那種美國中學生特别喜愛的四輪滑板。他是位比較典型的中國迷，當别人僅僅對中國這個國度感到好奇時，他已去過幾次中國了；當大多數美國人僅僅從影院里領略中國功夫时，迦士早已有多年學習太極和功夫的經歷了。
　　每當到了上課的日子，在我家前面的那條街上就會出現一個飛速滑行的身影，那一定是迦士，身著一身練功服，胡琴盒斜背在身後，英姿勃勃，引人注目。我曾带他到我家後院堆放雜物的小倉庫，指著我們自己很少使用的自行車對他說，這輛車免費送他，以後別用這滑板了。可他還是寧願用他的滑板来我家。
　　二胡在中國的拉弦樂器裡﹐應算是最難學的樂器了﹐對文化背景相異的美國人就更是如此。迦士在跟我學習二胡之前﹐並沒有學習過任何樂器。他對我說僅在學校吹過一點長號﹐早忘光了。我曾問他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下決心要來學習掌握這樣難的一件樂器﹐他對我說中國的一切他都十分感興趣。
　　迦士是個非常認真的學生，每次上課時間都非常準時，寧可提前到，也從不遲到。要知道他是位不開車的人士。迦士也是個聰明的學生。初學二胡時，他坐姿緊張，操琴也緊張；兩隻胳膊與雙肩僵硬地架著。我對他說，學習音樂切記要放鬆。他立即領悟，對我说，是不是象學太極，邊說邊在我面前比劃著。迦士又是個勤奮的學生，每次佈置給他的家庭作業，他都會認真對待。這從他每次來上課的拉奏中可以看得出來。没有花費時間和精力練習，他是不會有這種進步的。他對我說他住在公寓﹐練琴時曾招來鄰居的抱怨。我便教給他一個解決的辦法﹐用支半截鉛筆代替琴碼﹐聲音立刻小了很多。我告訴他﹐我自己也曾這樣練過好長時間的琴﹐即使是在夜裡﹐琴聲也不會騷擾到別人﹐僅有自己才聽得到。我示範給他看﹐他看了開心得像個孩子。
　　在2007年央視舉辦的“雅士利”杯首屆民族器樂大賽中﹐增設了海外組選手的比賽項目﹐一位叫中西桐子的日本女孩以一曲《戰馬奔騰》打入決賽﹔再以一曲《豫北敘事曲》拿下決賽銀牌。就是這樣一位跟主持人對話需要通過翻譯的外國選手﹐拉起二胡有模有樣﹔詮釋二胡經典名曲也十分到位。尤其在展示才藝表演時﹐自拉自唱《不得不愛》﹐傾倒全場。決賽時一分鐘技巧展示﹐用二胡模仿銅鑼惟妙惟肖。當主持人問她為何喜歡中國音樂﹐她回答說﹕中國音樂即使沒有歌詞﹐也能表現豐富多采的內容。言簡意賅﹐將胡琴這件樂器的獨有特性和魅力一語道破。
　　我心裡為這位女孩喝彩﹐也為她背後的老師所付出的心血由衷讚嘆。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太多相似的東西﹐大文化背景屬於近親。而西方人若達到這位日本女孩的理解程度﹐可能會有更大更多的難度。所以我的前兩位美國學生大概知難而退了。
　　那麼迦士會怎樣呢﹖
　　我期待著他的努力。


　　　　　　

两根弦的叹息

　　前些天在长城书店，建光介绍一位朋友给我认识，这位曾在纽约生活过的朋友听说我会拉胡琴，遂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在纽约时曾在地铁见过一位来自国内某著名音乐学府的胡琴教授，每天坐在那里拉二胡。在他脚下放着顶帽子，里面是客人丢进去的零钱。他告诉我这位老教授很聪明，开始演奏前自己先放些钱进去，而且绝不放一元的钞票，都是五元或十元票。他这样做的目的想来大家都会明白，客人施舍的钞票就不会有一元钞，他赚钱就会很快。其实他也值这个价码，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校教授尽管是坐在地铁里拉二胡，我相信他不会糊弄洋鬼子，他拉出的音乐保证会是一等一的；只是匆匆的过客可能感觉不到他们所遇到的是位真正的胡琴大师。那位教授对他说，他每天拉够一百五十元就拔营离开，因为这个收入已是他在国内所赚薪水的数倍了。一开始他需要十个小时才能完成，后来就越来越快，拉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越来越精明，开始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和赚钱方式了。
　　这位来自纽约的朋友感慨地对我说：本应该在音乐圣殿鸣响的琴声，却被生存现实挟持到地铁，更可悲的是艺术家对这种现状的知足。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并未觉得很受震动。用胡琴演奏赚美元的事我自己也有过亲身体验，给我留下的感觉有如打翻了五味瓶。我相信那位音乐教授在卖艺维生之余，一定也有许多不能言说的内心的挣扎。休斯顿没有地铁，所以我尚无在地铁车站演奏胡琴的体会，但石油公司，博物馆，骨董店，商业发布会，募款餐会以及各类走穴我都经历过。每逢这时，我的音乐便低下了高傲的头，屈身于俗不可耐的商业点缀，变成了被待价而沽的赤裸商品。那边厢推杯换盏，谈笑甚欢；这边厢如坐针毡，似被剥光了衣衫，身无寸缕，无地自容。此种情境下，如果你还坚持你演奏的是音乐，那绝对是自欺欺人。
　　在中国，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音乐艺术要服从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政府把艺术家养起来，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歌颂党赞美集权自然成为艺术家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在西方国家，音乐艺术不会和政治挂钩，但一定会和商品市场脱不了干系。音乐人没人养你，要生存，就不得不身陷于商品市场这张网左冲右突哪怕是弄得遍体鳞伤。西方主流音乐市场是个完全成熟运作规范的结构体系，代理人或代理公司充当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音乐人或音乐团体的演出日程，包装宣传，广告销售等一条龙作业，通常是由这些专业人士和机构来实施完成的。我在美国也曾与代理人打过交道，但严格说与其称其为代理人，倒不如称其为“掮客”。因为他们仅仅是委托方与音乐人之间的中介，这种作业没有半点艺术成分，只是把音乐或演奏当成纯商品的经营。芭芭拉就是这样一位代理人。
　　记得刚来美国不久，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十分好客的夫妇，计划邀请所在社区的邻居们到他家的豪宅来聚餐。这样社区的每一家都收到了一件邮差送来的印制精美的邀请函，除了邀请信以外，还有一份内容详尽的合约，注明收信人须仔细阅读条款内容，并签名寄回方可登门赴宴。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不就一个邻里聚会么，何以弄得跟签卖身契似的。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这件在美国人眼里很正常的事，到了东方人那里就变得不可思议。需要你必须签字的合约是什么内容呢？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客人在主人家发生的任何人身意外，主人皆不负任何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这就是美国，你在他家下楼梯时一不小心失足摔断了腿，或者严重到瘫痪；如果主人没有这份有你签名的合约保护，那十分可能会面临诉讼和巨额索赔。
　　芭芭拉传到我电子邮箱里的一份需要我签字寄回的演奏合约上，就有类似内容。由于在这之前我读过这个故事，我也就入乡随俗大笔一挥签了这份“卖身契”。合约里也注明了演奏的场所和日期，两小时的胡琴演奏薪酬三百五十元，当然我只能拿二百五十元，多出来的可能是芭芭拉的报酬。
　　到了那天，我盛装华服，按约定时间赶到演奏地点：休斯顿艺术博物馆。芭芭拉也如约赶到，之前我不认识她，那天是第一次见面。她长的又高又壮，是那种典型的美国职业妇女。她与我简单寒喧后引领我到二楼一个宽敞的展厅，展厅放置许多透明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来自亚洲和非洲古老的艺术品。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些展品的售价，大多高得令人咋舌。芭芭拉指着一个事先摆好的椅子，告诉我这就是今晚我演奏胡琴的位置。说完她丢下一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我，转身走了。芭芭拉的消失告诉我，她的使命到此为止，下面将是我两小时的演奏。而这演奏的好坏成败，仿佛与她毫不相干了。
　　我坐下来准备我的乐器和音响，为这次演奏事先我做了充足的准备，带来数张伴奏ＣＤ做演奏的音乐背景，特别挑选了不少通俗歌曲、民歌改编的二胡曲，并准备了部分西方经典的古典名曲做风格上的搭配。这些东西加一起，连续演奏两个小时绰绰有余。
　　在我演奏的展厅里，临时摆放了两张餐桌，桌上的酒具器皿相当讲究高档，每张桌都有专门请来的男侍肃立一旁。过了一会儿，我被示意可以开始了，随着琴声，客人们陆续走进展厅，有白人，也有亚洲人，多是夫妇相偕，看上去都是有头有脸腰缠万贯的富人。这是博物馆方面主办的募款餐会，规格很高，不仅宴席不菲，还专门请来东方乐手为其助兴。有的来宾会走到我面前饶有兴趣地看我拉琴，并客气地恭维几句；更多的人对我则视若无睹，好象我和我的音乐毫不存在一般。长着亚洲面孔的公关小姐经验老到地应酬着客人们入座，博物馆主管致辞，男侍们斟酒，于是宴会开始。
　　此时，我开始换了另一种风格的乐曲，莫扎特，肖邦，舒曼轻快柔美的旋律在我手中流淌出来，我有意减弱拉奏，使琴声更贴近周围的气氛。这时，那位长得象中国人的公关小姐走过来，示意我的琴声再弱些，因为音乐声影响到她和客人的交谈。于是我把本来已开得很低的音响关掉，再用几乎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音量演奏。我觉得饭桌上的觥筹交错、热烈交谈已完全盖过了我的琴声，传到我耳中的是一种怪异的声音混响，我的灵性、手指的触感开始麻木，演奏者与音乐的互动渐渐消失殆尽，以至于完全不知自己所拉奏的是什么东西。这对我来说是自打演奏胡琴以来从来未有过的恶梦般的体验。
　　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公关小姐又走了过来，告诉不能再在这间房间演奏了。她带着我走向与宾客相隔的一间展厅，我僵硬地跟随着她来到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坐下来接着拉奏。各位看官，读到此你们是该为不幸的我，还是该为被异化了的胡琴鸣不平呢？
　　然而，命运对我的捉弄并未就此结束，那位小姐不久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告知我还须移到更远的一个房间里演奏。此时我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内心开始愤怒了，可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和礼貌。依我过去的脾气，早就一走了之。你们ＴＭ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狗屁音乐，为什么还非要附庸风雅，拿我和我的胡琴做摆设，颐指气使，呼来唤去。可我不能来痛快的，我清楚自己是签了“卖身契”的，两个小时卖给了人家，我不能干违约的事。再难我也要拉够两小时再离开。
　　于是在这间远离宴席的大厅里，我索性放开音量，信马由缰，畅快淋漓地用琴声排泄我在那一晚所积郁的郁闷和不平。
　　他们再也未来制止我。

　　一年后，我又收到芭芭拉的来电，内容照录如下——

　　Dear Mr Zhang,
　　Are you available to play as a solo artist, playing the erhu for a dinner to be held a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the Asian Gallery, Tuesday, September 9, 2008 from 6 – 8pm?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are available and what your fee would be.
Thank you,
Barbara

　　我没等她给我寄来演奏合约，当即回电给了一个她无法接受的报价。
　　从此芭芭拉再也没找过我。



　　　　

鸭绿江轶事

　　　
　　　
　　


　　鸭绿江在大多数国人的记忆里，是那首当年传遍中国的志愿军军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而鸭绿江在我的记忆里，却宛如悬在雾中的一条曲折有致的银色纽带。那是我站在辽东一条最险峻海拔据说最高的山岭上所看到的鸭绿江。我想不起那座岭的名字了，但我却清楚记得凌晨开始出发上山，中午至峰顶，下到山底已是傍黑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那两根弦的伙伴曾伴随我多次造访这条连接中朝边界的著名江河。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曾用鲜血凝成牢不可破友谊的两国关系，处于历史的最低潮。边界态势十分紧张，双方甚至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边境爆发流血冲突，双方各死伤数百人，动用了坦克和远程大炮，这就是当时中国官方所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当年中共召开九大，在会上毛泽东亲自接见曾是珍宝岛边防巡逻支队长孙玉国，并请他为大会作报告，报告中毛数次起立为英雄鼓掌。而后孙玉国火箭般升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一职。毛一死，孙同毛的侄子毛远新立即被贬，此乃后话。
　　当时我看过一部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纪录片，片中详述了中苏争端的始末。此片所展示的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双方冲突摩擦的种种情形，在鸭绿江也如法炮制。譬如边界两方的渔民在渔猎生产时，船上都备有石头木棍，一旦两船抵近，常常发生棍棒相交互有损伤的情形。
　　我第一次去边防部队慰问演出，就是乘渡轮沿江而上。船老大对我们说，在驶近主航道靠近朝鲜一侧陆地时，要特别当心对岸老百姓投掷的石块。说着话，头顶传来隆隆的飞机声。那是朝鲜请来的苏军侦察机，每周定期数次沿边界飞行侦察。我仰头望去，见飞机飞得很慢且低，机身上的标志看得清清楚楚。与我们同行的有两位军区情报部的军官，举着照相机在拍摄飞机。
　　到了部队营区，驻军先为我们这些演员们安排了形势报告。什么叫形势报告，就是向我们这些到访的客人介绍边境地区的战备形势，对我们能在如此时刻为保家卫国的战士们送来上级的慰问关爱而表示感谢。报告里凡是提到朝方，一概称“朝修”。“朝修”这个称谓已是当地军民的共用语，只是政府官方尚未如是说。
　　今天的人可能读不懂这个词，“修”是指修正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苏共二十大和反斯大林运动，使中共与苏共及东欧社会主义联盟决裂，指称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统称为修正主义。朝鲜与中国交恶，向中国的死敌苏联示好，那就更为国人所不容。
　　那时沿江两岸双方各安装了宣传喇叭，我方用朝语向对岸广播；朝方也不示弱，用汉语对我方广播。但朝方安装的设备全部由苏联提供，功率超出中方数倍，所以双方进行口水战时，我方根本不是对手。这时候，智勇双全的民兵便派上用场了，他们挑选几个水性好觉悟高的青年，夜里偷渡到对岸，爬上高高的电杆，将高音喇叭剪断偷回来。朝方见此，也学得有模有样，我方的喇叭也常被偷走。类似做法还衍及到偷偷抢割对方的收成上。
　　按国际通行标准，凡以江河为界的边境，均以主航道为划线基准。也就是说处于主航道中方一侧的岛屿应属中国所有；反之亦然。处于我方的小岛（严格讲称不上岛，只能算一小块陆地）到了汛期，便被水隔离开；过了汛期，人可以走上去。边民不住在上面，但会种些农作物在岛上。这种小岛双方沿江都有，以中方居多。双方关系紧张时，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当庄稼人准备去岛上收割时，却发觉被对岸在夜里抢了先。在当时这种事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我家后院有位小时候的玩伴，他大哥在军队服役，其所属部队被派遣去抗美援越。六十年代在越南帮助越共与美军作战的外军有三方，一是苏联的对空导弹部队，美军在越南损失的Ｂ－５２远程轰炸机多被苏军的萨姆导弹所击落。二是中国军方的高炮部队和工兵部队，中苏在防空上的分工协作是苏军负责高空，我军负责低空。工兵则负责修复被炸毁的交通设施，以及挖山洞修建永久工事。我所在部队的一位工兵营教导员，就是从越南回来破格提拔为师副政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中国工兵用鲜血和生命帮助修建起来的永久工事，从未曾对付过美军，反在１９７９年中越战争时大派用场，给中国军队造成严重伤亡。第三方是朝鲜派遣的高炮部队，由于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北朝鲜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所以来越南的高炮师全部是女兵。每到周末，三方军人的短暂休闲便是一大奇观——苏联老大哥热情邀请朝鲜小妹妹去跳交谊舞，中国小老弟被严令不许出营房一步，只能靠扑克牌打发掉周末。据回来的战士讲，这样已经算很幸福了，中国军队的高炮对喜欢和擅长低空俯冲轰炸的美机形成威胁；反过来其后果对自己常常是毁灭性的。在我军被击中的炮兵阵地上，烈士遗体往往很难寻获，许多战士被炮火撕碎蒸发了。
　　这是很吊诡的一幕，在南面，中苏朝三方联手与美军浴血奋战；在北面，中苏、中朝却互相虎视眈眈，兵戎相见。作为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是马列主义政党，都争着对另一个红色政权予以国际援助和施加自己的影响。中国那时国乱民穷，却要勒紧裤带输送数百亿军援给河内。
　　历史从不会断言这种大国间的博羿是利大还是弊多。六十年代末的中苏武装冲突，使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占了上风，苏军一百五十万精兵压向中苏边境，并计划动用核武力量对甘肃酒泉等中国核设施、首都北京及北方重工业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悄然悬在中国的头上。中国政府则祭出毛泽东的九字真经来抗衡头上之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如此大的举动，苏联须知会美国政府，不想却被美国打了太极，动摇了苏俄鹰派黩武之念。恰逢此时，越南领袖胡志明突然辞世，国际共运领袖们纷聚河内参加胡伯伯的追悼会。苏联鸽派代表人物，总理柯西金参加追悼会后返国，途经中国时在北京机场停留一小时，与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历史性会晤。随着柯西金的离去，中苏战争危机就此消解。
　　胡的去世不仅给化解中苏战争危机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也让春风吹到了一度冰冷的鸭绿江边。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共建政２０年大庆，许多友好国家及兄弟党都派团前来祝贺。在中方的邀请名单上，惟独少了朝鲜。也许是中国的决策者突然意识到要把这盘死棋下活，到最后关头，决定邀请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其时间差使朝方匆匆组建的代表团楞没赶上北京９月３０日举办的盛大国宴。
　　第二天，团长崔庸健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与中方决策层见面，遂定下朝鲜领袖金日成秘密访华日程。金日成何时来的，何时走的，对外始终秘而不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金与毛之间消除了歧见达成了谅解。后来揭秘的中朝结怨之因有两条：一是朝方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国家主席竟被打成死囚；二是文革初始，不知哪个红卫兵组织造出的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朝鲜发生政变，金日成被推翻，崔庸健组成新政府。我记得在文革刚开始不久，我所在的城市就曾散发张贴印有此内容的传单。
　　两位巨人的握手言和促成周恩来总理第二年春天访问朝鲜。后来我所观看的周访朝纪录片，朝鲜可以说倾全国之力，金日成亲自操办迎接，其欢迎仪式之盛大之宏伟之绚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１９７０年春天，中朝突然开始的蜜月期令世界措手不及，也让鸭绿江的边民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过来。那个年代的中国，决策层的重大举措往往须经过费时颇长的层层传达，最终端才是平民百姓。让他们困惑不解的是，一夜之间，对岸往日凶神恶煞的棒子（对朝鲜人的蔑称）突然变得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了。渔船相交，再不是往日的棍棒加石块，而是热情得令人发怵的笑脸和招呼，甚至会丢过来几条刚打上来的鱼。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政府哭笑不得的乌龙事件。一位脑筋转的比较快的边民最先嗅出中朝两国关系有了变化，于是瞒着众人，偷偷越过国境线去一探虚实。当他走进他居住在朝鲜的亲戚家，很快就被当地政府知道了。兹事体大，道（县）政府不敢作主，报郡（省）政府；郡政府也同样不敢作主，直接上报中央最高层。朝鲜中央政府对这位解冻后第一个踏上朝鲜国土的中国百姓超乎寻常的重视，责成有关部门认真的高规格的接待好这第一位访客。
　　可对一个普通农民，怎样才能做到领袖要求的高规格呢，他毕竟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代表。于是请来熟悉中国事务的专家咨询，问什么是中国老百姓最喜欢或最需要的。专家想了想据实回答，中国老百姓最看重“四大件”。
　　说到这里，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发出会心一笑。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年轻人谈婚论嫁，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这四件奢侈品统称为“四大件”。按当时中国百姓的经济条件，真正能在结婚时置办齐这四样东西，对多数人还只是梦想。
　　得到答案的朝方迅速调齐这四件商品，立即派专机运送至郡政府，再由郡政府火速派专车送至道政府，再由道政府派专船将这位贵客连同“四大件”送过鸭绿江。此君偷偷过江，却风光而归，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走到哪都有一大群粉丝簇拥，并争相传诵他蒙受朝鲜伟大领袖恩宠的事迹。
　　边民解除了担心疑虑，大批人过江探亲访友，只不过他们不会再有越境第一人那样的运气了。对这位收了朝鲜大礼的冒失鬼，当地政府不知如何处理才得当，于是上报县政府，县上报市省，很快中央政府也知道了。这让泱泱大国很没面子，套用现在的话讲叫丢份儿，于是指示当地政府邀请对岸道政府组织代表团过江访问，由当地县对等接待，而且一定要接待好。
　　县里是如何接待的呢，当然是动员全县之力，搞的轰轰烈烈，这里就不细讲了。只说一段小插曲，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素有烹食狗肉的饮食传统，对来访的朝鲜同志，当然要备一桌上等的狗肉宴席。于是全县城动员寻找宴席需要的狗。
　　后来终于寻到了合适的狗，县人民医院养的一条大黄狗。这只狗由于经常偷吃护士丢弃的产妇的胎盘，肥壮得象头牛犊，因此而光荣当选并献身于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席间，主人并未告诉客人吃的美味是什么肉，而是通过翻译询问客人是否知道吃的是什么。令人诧异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朝鲜同志吃出来这是狗肉宴。可想而知，这只狗有多么肥。
　　酒足饭饱，宾主们去剧院观看了一场专门为朝鲜同志准备的音乐晚会，这场演出我正好赶上参加了。音乐会一开场就是分别用中朝两种语言演唱的大合唱《金日成将军之歌》，那庄严激昂催人奋进的旋律直到今天我仍能一个音符不错地唱下来——

　　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
　　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血痕……


　　　　

我与罗拉

　　
　　罗拉是我在美国认识的唯一的黑人姑娘。
　　我们曾是好朋友。
　　居住在休斯敦的华人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常常家门被不认识的陌生人敲开，他们会友好热情地向你问候，然后会把一些中文小册子或杂志送给你阅读；或邀约你去参加某个聚会。他们给你的书籍资料或请你参加的聚会都是与宗教有关。我与罗拉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相识的。
　　罗拉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她那灿烂的笑容，这美丽的笑容会使你一下子拉近了与她的距离。她身材纤细，容貌秀丽，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我曾小心试问过她的职业，她告诉我在教授芭蕾舞课程。罗拉讲一口不错的汉语，这使英语很烂的我在与她沟通上方便了许多。
　　罗拉定期来我家，每次来都会带一个同伴。她告诉我这是教会的规定，不可以单独向受访者传教。她每次来访都会带来新杂志和书籍，曾在国内文化出版界工作过多年的我，看得出这些印刷精美的书籍杂志质量绝对上乘，无论从中文的书写，编辑校对到印刷设计，完美得几乎无可挑剔。通过与罗拉的交谈和阅读资料，我发现罗拉所在的教会十分特殊，至少与我妻子受洗的教会有很多不同。我曾就此问题与她进行过多次交流探讨，她告诉我她的教会在圣经上对耶和华的阐述与其他基督教会的圣经有提法的差别，虽然体现在文字上的差别不大，但经她一解释，这差别就不小了。
　　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的最大宗教之一，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也派生出许多主张各异的分支。罗拉的教会在我看起来是属于那类较小的分支，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一教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主张所有战争行为都是不义的，都是非法的，也是他们所反对和抵制的。罗拉曾对我讲过，他们教友中就有为抵制对伊拉克战争拒上战场，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例子。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被军事法庭起诉，在美国我还是第一次从罗拉口里得知。我本人不敢苟同这个观点，于是就和罗拉友好地讨论，我指着罗拉送给我的书上的一幅照片对她说：你看，这些被关进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你们的教友，如果没有反法西斯战争，如果没有献身于这个正义战争的许多人的牺牲，集中营被迫害的人就永远没有希望获得解放。六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就是因为他们听凭自己的民族成为待宰的羔羊。你看看当今强大起来武装起来的以色列，又有谁再能重演那段历史？我对她说，我的国家也曾沦陷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下，如果没有父辈们的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狼会自己改变嗜血本性而放过羊么。
　　休斯敦某中文广播电台每天有个一小时的宗教节目中文广播，很奇怪的是他们的专栏也是以羊命名的。那位播音主持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带有京味儿的标准普通话，听上去十分亲切。但我自己很反感这个广播，这倒不是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而是他的说教带有明显的霸气，有点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外版。我周遭的一些朋友也有类似感觉。我不知他是有意还是不经意地把自己一些个人的价值观糅进他每天的节目，一些脱口而出的说辞明显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我猜想此君一定是文革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骨子里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也掺进对基督的理解中去了。
　　我不知道罗拉是否这个教会的，但罗拉从不这样对我说教，她有最大的耐心，坚定的信念，执着的精神，在我与她的讨论中，她从未流漏出半点不耐烦或居高临下。她十分形象而简洁地开导我：现代人发明了许多高科技产品，譬如电脑就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其精密尖端无产品能比；但它比起人类生命、人类身体的神奇构造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电脑是人创造的产物；但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万物，惟有人类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她问我，象人类生命这么精密神奇的构造，除了上帝，还会有谁做到？
　　我养了许多花草植物，罗拉看见我家屋里屋外的花卉问我，为什么喜欢它们。我说我喜欢绿色，喜欢自然。这些花草都是生命，我尊重它们，赞美它们；每天晨起我都要同这些生命对话，这样我的生命才会感到充实。罗拉对我说，同人类被创造一样，上帝创造万物，包括为世界创造了绿色。当你在面对这些他所创造的生命时，怎能不相信他的存在。
　　罗拉热爱她的教会，也热爱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她来我家，见屋里有多件乐器，十分好奇，便问我是否会演奏它们。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变得十分兴奋，指着我的胡琴说，她去过中国，她听过这件神奇的乐器的演奏，她热切地请求我能为她演奏。于是我为她拉了一首教会的圣诗。我自己很喜欢这段旋律，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好莱坞大片《铁达尼号》，在船沉没前人们纷纷逃生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位提琴手没有走，演奏的最后一支乐曲就是这段圣诗。当小提琴手随着巨轮一起沉入深海，那形单影只的旋律被交响乐队所取代，衍化成惊涛骇浪般巨大洪流，那旋律变得辉煌眩目，人类道德情感在强大的音乐烘托下升华，爱的永恒为历史悲剧划上了句号。记得在我妻子受洗仪式上，我就是用二胡为她拉奏的这首乐曲。我自己每次拉奏它也会被它所感动。毫无疑问，罗拉也被它打动了，她的眼中闪现着激动的光彩对我说，她太喜欢这件乐器了。后来她每次带新同伴来我家，都会在学习讨论圣经后，求我为她的同伴拉上一曲。
　　有一次她来我家，问我能否为她的父母演奏，原来她在为她的双亲筹办一场金婚盛典。我听后十分感动，我妻子的非裔同事多是单亲妈妈，有的甚至几个子女分属不同的父亲。作为一对黑人老伉俪，能恩恩爱爱相依相伴走过五十载的婚姻岁月，这本身就是件不多见的、可喜可贺的大事，我就爽快地应允下来。罗拉见我答应，非常高兴，她选了一首赞美诗让我演奏，并指定要我为她父母演奏她十分喜爱的那首二胡名曲《豫北叙事曲》。这首乐曲是我来美国后演奏次数最多的二胡曲，其原因是我的母亲就是出生在那块土地上，那是母亲的土地，我常拉它以寄托思念之情；再则该曲的音乐主题带有中原文化的发源地的明显特征，我觉得它最能代表中国，它的民族韵味之浓郁是任何其他乐曲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到了金婚仪式那天，我穿戴整齐，带着我的二胡来到会场。这还是我来美国第一次参加的多数是黑人的大型聚会。现场情形让我很惊讶，有数百位亲朋好友来道贺，来宾皆身着西装革履，彬彬有礼。这与我在美国电影上所看过的黑人动辄暴力相向、满口粗言完全不同，这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的人。与我同台演出的多是声乐节目，她们的演唱把我彻底震倒，无论是独唱还是重唱组合，完全具专业水准。她们演唱时没有任何伴奏，其嗓音之纯净有如天籁；她们所表现出的演唱艺术令我折服倾倒，我赞叹他们继承自祖先的天资遗传，也顿时明白了我所喜爱的歌星惠特尼•休斯敦的名字的意义了。这是我来美国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演唱之一，如果让我掏百元美钞购票入场，我也会毫不迟疑，那绝对会让你感到物超所值。
　　轮到我上台了，数百双目光盯着我，会场静得仿佛掉根针都会听得到。罗拉选的圣诗我第一次拉奏，当旋律随着琴弓缓缓移动流泻而出，我立刻感到这是我曾听过的最动听的诗歌；我也立刻理解了罗拉选择这首乐曲送给她父母的意义。而且那天我演奏的《豫北叙事曲》也是我记忆中拉得最好一次。一曲奏毕，掌声雷动，那几位我刚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歌手竟跑过来，问有没有我的演奏ＣＤ供出售。
　　后来，罗拉有长达数月没有来我家。当我见到她时，她告诉我她去了外州。一向和她用中文交谈的我竟鬼使神差冒出了句英文——
　　I miss you.
　　说出这话，我意识什么地方不对了，罗拉怔了一下，一丝困惑凝固在她脸上。
　　——我冒犯她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观看英语电影时特别留意我说过的那句话。我发现在电影里这句台词的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多是发生在情人之间的对白中。
我不禁顿足。
　　我再也没见到罗拉。
　　　
　　　
　　　　

如烟的激情岁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的京胡演奏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的小字辈里，已经小有名气了。那是秋末初冬，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有天我接到市革委会通知，说是省领导要接见我们，交给我们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里要先打住，解释两个名词：革委会和政治任务。因为三十岁以下的读者会看不懂这两个名词。所谓革委会是个文革时期的临时权力机构，它在那个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非常时期，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地方行政权力。全称为ＸＸ省革命委员会，ＸＸ市革命委员会。著名的女英雄，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张志新烈士的死刑判决上，就盖有省革委会的朱红大印。可见这个机构不是吃干饭的，它可是地地道道的、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府衙门。
　　再来说说政治任务，在四十年前，这个词非常流行，出现率之高恐怕会创下汉语用辞率之最。那时候，只要是领导交给你的工作，几乎都可以冠以政治二字。一是那年代本身就是个火热的政治年代，你要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就是最大的、最革命的政治表现；二是在工作任务前面特别注明政治二字，如果是出自权力机构，那么又不一样了，那说明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出不得半点毗漏；一旦出了毗漏，那是要层层追查责任的。
　　记得我后来参军并到一个城市的市样板戏剧团学习时遇到的一件乌龙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件事的非同小可。那个样板戏剧团（相当于今天的京剧团），当时正上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那时对样板戏剧团来说，演好革命样板戏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剧中第六场“打进匪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假扮土匪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在舌战八大金刚的严厉盘问后，要向座山雕献上晋见礼——先遣图。那天演出时，当杨子荣唱道：“崔旅长抬头请观看，宝图献到你——面——前。”紧接着展图，座山雕拂袖，率众匪接图。这时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意外，杨子荣在怀中左掏右掏，就是拿不出图来。此刻是这出戏第六场的高潮处，没有图，戏没法收尾了。事后查明是后台工作人员的疏忽，忘了将道具先遣图事先放在杨子荣的皮大氅的衣兜里，而扮演英雄的主角恰好也忘了事先检查。
　　那阵子，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没别的，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人们不仅对八个样板戏的剧情倒背如流，就连大多唱腔也是张口就来。演员出了这样的错，谁还看不出来，顿时全场哗然。据说那天还有市革委会领导和军区首长看戏，这等于捅了通天的大漏子。演完下来，大家都虎着脸，第二天全团召开路线分析会。今天的人不会懂得路线分析会为何，实际上就是批判大会。所谓路线，是指红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什么事都讲站队，你要分析自己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了，还是站到错误路线上了。政治任务演砸了，说你路线站错了是轻的，扣你个阴谋破坏的罪名那可是天大的事。所以会刚一开始，只见那位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号啕大哭，一直哭个不停，他是被吓的整个人崩溃了……唉，话题又扯远了。
　　当时刚满十五岁的我，接到的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任务呢？当然是演出任务了，但演出的对象非同寻常，演出的舞台更是少见——是在疾驶向北的火车上。
　　在六十年代末的冬天，经过山海关向北的列车，很多都是专列。所谓专列，是指不搭载普通乘客的列车。从那年月过来的人都晓得，只有毛主席坐的火车那才叫专列；再就是军队大规模调动所乘的列车也叫专列，可等级就低多了，都是闷罐子，有点象如今的集装箱列车。那么我将要去演出的专列又是什么呢？
　　是知青专列，全部满载着大我一、两岁的青年男女，他们来自京，津，沪，甚至远到苏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被一辆又一辆的专列输送到遥远的北大荒，等待他们的是垦荒戍边的半军事化组织——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接受的演出任务很重，先乘火车由我所在的省会城市直奔锦州，从锦州登上知青专列，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表演，等到全部车厢演出结束，我们这些小演员被请到餐车吃顿丰盛的大餐犒劳一下，就差不多快要到沈阳了。到了沈阳站我们下车，马不停蹄又搭乘去山海关的列车原路返回。再接着登上下一列知青专列。
　　一趟专列下来，我们要连续表演几十个车厢，我还可以撑得住；但却苦了演唱京剧唱腔的小演员们。跟我一起表演的有一位小男生唱老生和黑头，别看他小我两岁，可亮起嗓那可绝不含糊。将样板戏里的人物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那年头，这种豪情壮志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有一腔热血，千难万险都不在话下。上级领导特别交待，为这些奔赴北大荒去战天斗地的革命青年演出，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他就非常卖力地一路唱下来，嗓子居然不倒。他的演唱挺受知青的欢迎，我想，可能是他矮小的身材和他那高亢厚实的嗓音组合成了一种人小鬼大的喜剧效果所致。
　　我们队伍里还有位小提琴手，她叫丹妮，小我两岁，长的象个洋娃娃，一头卷发，高鼻梁和略深陷的眼睛，皮肤白得耀眼。我已记不得是她的母亲还是父亲有苏俄血统。她长得有点特别，拉的曲子也很特别。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经典小提琴曲，都被当作封、资、修而打入冷宫。她拉的这首曲子是她那位身为省内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的父亲亲自为她量身打造的。曲调主题来自一首当年著名的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可她拉起来却并不简单，小提琴独奏曲该有的音乐元素都被她的父亲写进去了，没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多年专业训练，是无法驾驭这首作品的。更绝的是她一边演奏，一边起舞，这种融音乐语言和身体语言于一炉的演奏风格，令观者大跌眼镜。想当年，她这首曲子曾红透了全市的革命舞台。当今名震国际乐坛、拥有无数粉丝的华裔小提琴演奏家陈美绝想不到，早她几十年前在中国，就已有位漂亮女孩用她现在这种标志性风格在演奏小提琴了。不过那是在疯狂的年代，红色的年代，文化艺术集体失语的年代，丹妮也就注定永远无法成为陈美。
　　知青专列多在夜间经过辽沈线。所以我们的演出，多是在夜里。这些专列，有的车全部是京腔京味，上车就感到这是到了京城地界儿；有的车清一色吴侬软语，上了这趟车就象到了国外，一句话也听不懂。北京的知青多喜欢我的京胡节目；上海知青多爱看丹妮的小提琴。在经过一个个车厢时，我也留意到行李架上间或出现的吉它，小提琴和手风琴，它们沉默不语，伴随着他们的主人一起慷慨赴边。我当时绝想不到自己仅仅一年后，也同他们一样，带着我那两根弦的伙伴，走进冰天雪地，走进坎坷磨砺的人生……
　　可能是入夜的关系，我从所有的知青专列上始终没看到热烈气氛和谈笑风生。那是你只要登上国内的列车旅行就会立刻感受到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南方的专列，女孩子之大胆令我目瞪口呆。在那个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的红色年代，我竟然见到她们与同车的男孩子紧密相拥，并用毯子和棉大衣将自己裹的严严实实，象给自己营造了个遮风避雨的小茧，用暂时的卿卿我我，来抵御未来的不可知和乡愁。我从许多人的神色中读到了迷惘和不安，困惑和无助。我所见到的与我在报纸广播里得到的信息反差是那样大。
　　那时我在偷偷阅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说偷偷是因为如果被发现，书会立即被没收再丢进火堆里。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饱经磨难无辜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被判罪流放远赴西伯利亚。玛丝洛娃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永远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女性，我记得我甚至痴迷地爱上了她而无法自拔，痴迷得象歌德笔下的无可救药的少年维特。这个文学形象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左右着我的文学阅读，主宰着我对女性的价值判断。
　　当我结束这次演出任务走下最后一列知青专列，举头望着车窗里向我们挥动告别的手，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油然生出一丝孤独和惆怅，那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只觉得车窗后的一张张面孔似乎在幻化成一个又一个玛丝洛娃，那张张凄美的面庞，伴随着汽笛的嘶鸣，缓缓移动，从我面前滑过，最终消失在茫茫雪夜之中……

　　五年后，正在服役的我被叫去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内容触目惊心，令我不寒而栗。广州，云南，内蒙，黑龙江等地生产建设兵团的部分师、团、营、连各级干部，利用职权奸污迫害女知青数量惊人，情节恶劣，被执行枪决达十数人……
　　后来曝光的统计数字是，整个上山下乡期间数千万知青中，有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数目直逼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中国妇女的总和。



　　　　　

五元钱的胡琴

　　休斯敦民乐队副队长辛雷收藏着一把奇怪的胡琴。就连我这个对胡琴阅历不算浅的人，初见这把琴，也被雷到。它有着京二胡的琴杆和弦轴，末端连着一个复式琴筒。所谓复式琴筒就是大筒内套小筒，小筒与京胡琴筒别无二致；外面是个中间隆起两头略收的椭圆型木琴筒。小的紧嵌在大的里面。这琴不仅看着特别，拉出来的声音也很奇怪，尤似胡琴家族一个畸形儿。据琴的主人讲，他是在家乐器店瞧见这支怪琴的，店主说是改造胡琴，陈列多时无人问津；出于研究和收藏的兴趣，辛老弟花了二百大刀把它买下。
　　看着这把怪琴，我不禁想起儿时拉过的第一支胡琴。
　　我学胡琴很偶然。因为我的整个家族就是往上翻三代五代，也找不到一个是学音乐的。我父亲是个带兵打仗的，母亲是学药的。爷爷辈里倒是听爹爹提起过一个山东老家远近闻名的五爷，但他是习武之人，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收的徒弟有数百人。
　　记得小学三年纪时，有天班级里突然来了个教音乐的老师，听说是音乐学院刚毕业分来的的高材生。他来班里挑选了几名同学，有男生也有女生。他选人的方法很奇特，别的不看，专看手指。被他选走的学生不论男女，个个手指细长。不久一个由他指挥的近百人的民乐队在学校首演，一曲《金蛇狂舞》顿时把我震倒。我见我们班上那几个同学都神气活现地坐在乐队里，有的拉二胡，有的弹柳琴，有的怀抱大阮。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与乐队里拉二胡的同学家离得不远，从那以后，我就有事没事总泡在他家里，一门心思想让他教我拉胡琴。我这位同学还真就手把手地告诉了我一点基本要领，还帮我借了支二胡让我练习。但没想到这支借来的胡琴，还真给我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麻烦。也就是因为这个麻烦，我后来才真正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二胡，那是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支胡琴。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当我一开始拉这支借来的二胡时，发现它不听使唤，发出难听的嘶哑声。我就去请教我的那位小老师。我那位同学便煞有介事地告诉我，我这把琴蛇皮蒙的太紧。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往蛇皮上抹些油，皮会软化，声音才会改善。我问抹什么油呢。他反问我，蛇是什么？我说当然是动物了。他说这就对了，你要往上抹动物油。
　　回到家，我从厨房找出一小碗猪油，把琴码卸下来，用手指蘸上猪油小心翼翼地涂抹到蛇皮上。抹好后用手指压了压，还是很紧呀；就又抹了一遍油。后来小半碗猪油下去了，皮也未见软化，于是撂下琴，跑出去玩了。等我想起胡琴的事赶紧去查看，发现蛇皮确实软化了，连忙上琴码调弦。此时我发现有点不对头了，随着我旋动弦轴，眼见蛇皮塌下去一个深坑，音律也调不上去。只好又去请教我的启蒙老师。我这位同学大我一岁，还就是比我懂的多。他说这问题好解决，你知道热胀冷缩原理么，我赶紧点头。他告诉我一个办法，用火烤，皮一定会绷紧的。我听后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怀着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回到家，信手点着了煤气炉，把二胡琴筒置于火上。只听得“啪”的一声脆响，我再一看手中的琴，顿时懵了。原来蒙在琴筒上那张规整秀气的蛇皮，从正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见此情景我头都大了。这是借来的胡琴呵，叫我如何是好呢。那几天我可真是茶不思饭不想，被焦虑悔恨所煎熬却不敢告诉父母。
　　最后还是我那个同学帮我摆平了此事。他带着我找到一个离家最近的乐器修理小店，问店里的师傅重新蒙一张蛇皮需要多少钱。大师傅伸出五个手指，五块。我一听傻眼了。众位看官，别以为那时的五块钱是个小数目。那时中国刚渡过大饥荒年代，记得班上统计贫困家庭是以每月生活费人均低于两块钱以下来认定的。我们全班只有一位同学符合此标准，所以被学校免去全部学杂费。那年月一分钱也不算小钱，小孩子如果有五分钱买只雪糕如过年。我自己就常买几分钱一个的芝麻火勺。那时幼稚园流行一首歌，人人皆能吟唱：我在马路旁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最终我从父母的荷包偷拿出钱来，将胡琴修复。大师傅活儿好，那皮蒙得甭提有多漂亮。可我象甩掉一个烫手山芋一般，急急地把胡琴还给了主人。并发誓再也不碰胡琴哪怕一下……
　　不过我做的亏心事还是被细心的父母察觉了，在严苛的家法下我受刑不过，如实招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一顿暴打换来了一支胡琴。一天，父亲下班给我带回了一支二胡，告诉我是花五块钱为我买的。父亲笑吟吟地坐在我面前，让我给他拉一曲。我小心翼翼地拿起琴，试着拉奏，可无论如何也拉不出声音来。这回我不敢再去找我那位启蒙老师了，于是去到邻居王叔叔家请他帮忙。
　　王叔叔在市政府工作，他妻子是省歌剧院的声乐演员。王叔叔自己也会拉两下胡琴。他检查了一下我的琴，告诉我，新琴的琴弓上没有松香，有了松香就可以拉响了。只见他找来根竹筷，用小刀劈开一小截，把松香夹上去，划根火柴点着了竹筷。火哧哧冒着好看的火花，一股松脂香气扑鼻而来，松香一滴滴落在了琴筒上。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琴艺逐渐有了长进。到了夏日夜晚，整院的人围坐在葡萄架下听我拉琴。王叔叔的妻子也被我的琴声吸引来，常常一展歌喉，让我操弦为她伴奏。这把琴伴着我的人生，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城市，走进了广阔天地，走进了军队大熔炉，最后走出了国门——
　　白云苍狗，岁月如梭，一眨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支五块钱的胡琴早已不知所踪。但它始终留存于我的内心深处。
　　我怀念它，这支把我带上音乐不归路的胡琴。
　　　
　　　
　　　

从胡朋琴友说开去

　　休斯敦中华民乐队副队长辛雷，是位热心侨社文化活动的活跃人物，经常背着他那两套心爱的物件儿，照相机和二胡，参加侨社的各种音乐秀，又拍照，又表演，忙的不亦乐乎。我同他结识前，就久闻他的大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有着数十年演奏经历的老资格二胡发烧友。
　　中华民乐队有好几位有类似辛雷这样经历的胡琴手。
　　中华民乐队队长杨万青，会熟练演奏多种乐器，当然也包括二胡。
　　在休斯敦喜欢二胡甚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胡琴的中外人士，仅我直接认识的，就有近百人。如果加上我不认识不知道的，有数百位胡朋琴友绝对算是最保守的估计。
　　侨界儿科名医贾在水，就是位胡琴发烧友。他拥有两支二胡，家里一把，办公室里放一把。你在他办公室，家里，车里，随处可见二胡曲的碟片。他只要来我家，不硬拉着我给他奏一曲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休斯敦杰出的美术教育家、画家王鑫生也拉了一手好二胡，看他拉琴，功夫绝对在三十年以上。前些日子，我去看他，他正在为举办个人画展紧张地创作。他将刚完成的新作出示给我看，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张巨幅油画把我震撼了。画中一位民间艺人坐在咆哮的黄河边在演奏坠胡，夸张的拉奏姿势动感凸显，充满张力。我仿佛听到了伴随着惊涛骇浪那铿镪有力、欲穿透压在天际端那厚厚云层的琴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电流般击中了我，作者对音乐与人生的体悟在这幅画作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我想，这灵感一定与他会拉胡琴密不可分。王老师总对我说，他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一定要在画室放几张二胡唱片，作画期间，让他所喜爱的琴声来陪伴他，启迪他，激发他的创作激情。多年来，这习惯一直未改。
　　一名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正在读高中的华人女孩，父亲去中国给她带回一张女子十二乐坊的音乐会碟片。正在学习小提琴的女儿观看后，立即对二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整个明尼苏达州竟寻不到教授胡琴的老师。她决心走出家乡，一定要找着可以教会她拉胡琴的地方。终于，她家一位居住在休斯敦的长辈，在一次侨社的音乐会上看到了我的演奏，他找主办方要到了我的电话。就这样，明尼苏达州的女孩利用暑假，专程飞来休斯敦，边做餐馆工，边到我家里学习二胡课程。暑期结束前，她父母也专程飞来德州，来会会我这个千里迢迢之外的胡琴老师。当时，正赶上我受萨费尔大学音乐系所邀，去为他们的学生演奏二胡。这位女孩竟将她在休斯敦的整个家族，领到了学校观看表演。
　　就是这样一个华人家庭，数代前移民美洲大陆，早已不会讲中文了；然而他们对华夏文化那种向往和追求，令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都自愧弗如、感到汗颜。
　　一个来自佛罗里达州到德州旅游的美国家庭，途经休斯敦，特意跑到中国城，从一家书店里打听到我的电话，找到我家，提出要买支二胡带回去。原来他们一家人都喜爱音乐，并都会演奏一种以上乐器，他们早就对中国的二胡怀有浓厚兴趣。我先拿出学生使用的价格便宜的普通胡琴给他们，可他们执意要买我那支价钱高得多的演奏胡琴。见他们那种迫切的心情，又念及他们全家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我只好忍痛割爱了。并把可以挂在腰上站立演奏的部件送给了他们。看着他们欢天喜地，如获至宝地离开，我内心充满了感慨。
　　一位在休斯敦医疗中心工作的老美专家，同时也是位不错的小提琴手，去中国旅游时买了把二胡回来。到处打听在哪里可以上课学拉二胡。后来在莱斯大学攻读小提琴学位的儿子帮了他，他直接去找来自中国的一位攻读钢琴博士的女同学，曲曲折折为他老爸找到了我。
　　数年来，仅跟我学过胡琴的成人学生，包括几名美国人算在内，竟有四、五十位。有人曾对我说起一位老人，去中国花万元购得一支高档胡琴带回美国。他不会拉，只是挂在家里墙壁上，当幅画来欣赏。对于他，这把胡琴已不仅仅是件中国乐器了，而是具有了更深涵义的文化符号。
　　胡琴，西方人称其为“两根弦的中国小提琴”，或干脆叫 “CHINA-VIOLIN”，对于这些众多的会拉和不会拉的发烧友，胡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称它为“中国情结”。
　　在国内工作时，家里虽然有把二胡，但却很少碰它。因为我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工作，更让我远离器乐的演奏。有时闲下来，会弹弹钢琴，或拉段小提琴，倒想不起拉拉胡琴。那时正值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适逢严冬后的小阳春，西方各种学术观念象潮水般涌进来。我那时的研究课题也聚焦在西方的音乐理论上，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反倒搁置一旁。年轻不成熟的我，也随波逐流赶着时髦。
　　移民美国后，家中虽然也有钢琴，小提琴；但弹奏起来总觉兴趣乏乏。过去曾经喜欢的，现在味同嚼蜡。书架上那些肖邦李斯特徳彪西贝多芬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巴托克马勒碟片上的灰尘越积越厚。后来，一位朋友送我一盘带，让我放到车里听，我一听全是样板戏。于是我边开车边播放，立马有了精神。那时我送外卖，听着样板戏，一路飞车，送餐特别快，小费也出奇的好；只是经常会被警察逮到。
　　我反省自己，发现身在海外，中国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是更遥远了，而是更近了，近得你无法割舍，近得你将整个过去的自己彻底颠覆了。
　　我设法托朋友从中国给我带来了二胡和京胡。当我一操起琴，立刻发现荒疏年久的手已经不那么听使唤了，拉出来的声音甚至不及我现在的学生。可胡琴的特有音色立刻给予我一种全新体验，那种感觉是种强烈的文化归属感，是自己以前在中国从未体验过的。
　　从自我发现的那一刻起，我开始近乎疯狂地拉奏，从近代的刘天华，阿炳，拉到当代的刘文金，王建民，甚至萨拉萨蒂，帕格尼尼。直到向这里的中美听众开始系统地介绍他们在北美很少听到的二胡优秀作品时，我的演奏才算恢复了常态。此时手中的胡琴，开始有了生命，灵性开始甦醒，并变得狂放不羁，引领着我肆意奔向那无垠的未知领域。侨社春晚的《葡萄熟了》，中华文化学院的《陕北抒怀》，休斯敦亚裔艺术节上的《查尔达斯》，莱斯大学的《战马奔腾》，萨费尔大学的《豫北叙事曲》、《野蜂飞舞》，黄河合唱团音乐会上的《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汶川大地震赈灾义演音乐会上的《壮别》……
　　二胡让我和观众一同领略它的神奇风采；听众的反应的热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美国观众，他们几乎都表示是首次见到和听到胡琴。他们聆听时的认真和观后的兴奋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渐渐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驾驭了自己；我意识到在北美，这把两根弦的乐器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传播大使。它的特有音调，同胞听了，无不倍感亲切；西方人听了，对东方文化钦佩不已。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年前中华合唱团的那场音乐会，我为乐迷们演奏了刘明源的《河南小曲》和萨拉萨蒂的《卡门幻想曲》。演出一结束，围住我的美国观众许久不愿离去。一位热情的观众竟建议我为自己的两只手买保险，弄得我一头雾水……
　　唉，一聊起胡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该打住了，后面的故事留在下篇再和大家继续聊。


　　　　

两根弦上的帕格尼尼

　　两根弦上的帕格尼尼。
　　这话不是我的发明，而是西方音乐评论家对来自东方的优秀二胡演奏艺术家的一个评语。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帕格尼尼。
　　尼可罗 • 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欧洲后期古典乐派和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是西方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他是欧洲小提琴演奏巨匠，世人称其为小提琴魔术师，是用魔鬼般的技巧演奏。他充滿魔力的演出令观众流泪，有的人甚至还晕倒。人们聆听他的演奏时这样说：才华横溢的大师，你拉错几个音符吧，那样我们觉得我们还像人类。一名盲人听他的琴声，以为是乐队演奏，当得知台上只有他一人时，大喝一声“他是魔鬼！”随即仓皇逃走。
　　由于精湛绝伦的技巧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世间便传说他经常在屋内与魔鬼说话并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琴技，甚至还看见他将琴弓置于琴上的一刹那火花四射。帕格尼尼的身材削瘦，演奏時，如醉如痴，如魔鬼附身。加上搖晃的姿势、零乱的长发、苍白的脸庞、都令这一传说显得更加真实。他从不练琴，除了演出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床上度过，自称"十二岁以前练琴，十二岁以后躺着"。有人为了探听他的秘密，曾跟踪了他很长时间，但最后承认确实听不到他练琴。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曾使在病中的老师罗拉跳下病榻，自愧无颜为师。法国著名小提琴家罗多尔夫•克罗采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也为他惊人的技巧而目瞪口呆，甚至在日记中写道：“犹如见到恶魔的幻影”。为此，人们也就把帕格尼尼的演奏称作“恶魔的演奏”。
　　魔鬼。魔力。着魔。帕格尼尼一生未离开过这些评语。如果把同样评语用在形容胡琴的演奏上，可想而知，这件从刘天华，阿炳开始扬名于世的东方乐器，历经近百年演变、出新，已具有了非同凡响的艺术表现力。当代的两岸三地的作曲家们，在胡琴作品的创作中，也不断用新的音乐语汇，更高难的技巧来深化作品内容。这使得胡琴演奏家们必须不断更新胡琴的演奏技巧，赋予这件传统乐器更深广的艺术表现力。帕格尼尼高难度演奏技巧也移植进了二胡的演奏中，譬如帕格尼尼的《无穷动》和《二十四首随想曲》。所以说西方人惊呼当代的二胡演奏家为两根弦的帕格尼尼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曾经给我的美国学生播放过用二胡演奏《无穷动》、《卡门幻想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等小提琴名曲的视频资料时，他们无一不张大了嘴巴，惊奇得连呼：Amazing！Wonderful！我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当我在舞台上用二胡演奏《野蜂飞舞》，《卡门幻想曲》时，西方人的反应尤为热烈。这是因为他们熟悉这些作品的旋律，却难以置信两根弦的胡琴，如何能把四根弦的名曲诠释的如此精到和惟妙惟肖。
　　我有个华人学生，是休斯敦青少年管弦乐团的小提琴乐手，多次获得小提琴比赛的奖项。自从她开始学习二胡后，我发现她理解和掌握二胡的演奏技巧远快过其他普通学生。这是多年扎实的音乐训练及演奏积累赋予她的超常能力。她在学习三年二胡后，我开始让她试拉帕格尼尼的《无穷动》，我惊讶地感到她演奏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因为在这首长达四分半时间的演奏中，清一色的十六分音符，疾风般的速度，快速的换把、跳把，随处可见的移调和高把位等，对二胡这件乐器来说，几乎达到了表达的极限。并且我还发现她在某些细部的处理上，甚至超过了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孩子，在学习二胡之前，甚至没有见过或听过胡琴这件乐器；可一旦学起来，毫不逊色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学生。我在旅居休斯敦这些年，类似她这样的学生有多位，均是出生于这里的华人后代。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孩子的家长无一例外，都是中国情结浓厚的爱乐人。
　　几年前我曾两次受邀去中华文化学院讲授中国音乐。听课的有数百人，都是中国孩子。我在开讲前先对他们做了个简单的测验，我对他们说：你们当中学习音乐（乐器）的人请举手。只见台下举起一片手臂，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我又接着说：请学习小提琴的小朋友举起手来，台下一多半的孩子举了手。那么学习钢琴的呢？更多的手又举了起来。我看出有很多孩子同时学习两种乐器。我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学习过中国乐器的请举起手来。台下一片寂静，没有人举手。我又问了一次，一位学生告诉我，她的一个好朋友学习古筝，但今天请假没有来。我换了个方式继续问他们：请你们告诉我提琴有几根弦？这回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四根弦。我接着又问：你们有谁知道，在东方，在中国有一种两根弦的乐器？台下的孩子们面面相觑，都表现出一脸困惑。我知道我不必再问他们谁是帕格尼尼，谁是瞎子阿炳了。
　　我把带来的二胡，京胡，板胡和高胡拿出来给他们看，分别向他们介绍这些两根弦的中国乐器，用不同的胡琴演奏了中国乐曲。我还请他们派代表上讲台来试拉胡琴，我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对我的讲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之前他们还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之中已有很多人不会讲中文了，看着他们有着不错的音乐天赋和教育背景，但只知西方音乐，而对东方音乐了解甚少，我除为他们感到惋惜外，更感到这些华裔孩子的家长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缺失。他们在周末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学习中文，然后带孩子去中国城吃顿中国餐，就以为可以使出生在美国的后代能够承继中华文化的血脉，让他们看起来更象中国人。其实远远不够。在远离中土的海外，这种文化的传承只会一代比一代弱。看着讲台下这些与我的孩子别无二致的同学们，深深感受到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肩上责任的重大。
　　在我执教生涯中，我始终对那些重视孩子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家长们敬佩有加。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学生，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她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去中国旅游，途经深圳时，专门聘请了一位会讲英语的二胡老师，为她的两个孩子上了一星期二胡课。回到休斯敦后，辗转找到了我。对于这样一位难得的好学生，我的一个最大愿望，就是要让她凡是能用四根弦的提琴演奏下来的名曲，我也让她用两根弦的胡琴演奏出来。这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看了我的文章，也许有人会质疑，二胡是件传统的东方乐器，与西方的帕格尼尼有何相关？以我自己的演奏体会来说，用二胡演奏《无穷动》，对传统演奏方式，是个有趣的挑战和神奇的经历；其次，两根弦的二胡在诠释欧洲经典作品时，释放出来的是二胡这件乐器所独有的色彩。从技术层面来说，当你把《无穷动》中的大量半音阶、移调和高把位的音色音准都处理得准确无误，得心应手，你再去演奏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刘文金的《种子灯焰》，台湾青年作曲家陆枟的《西秦王爷》这类当代作品，至少不会有技术上的障碍了。
　　其实不仅仅是二胡，在今天的中国民乐乐坛，象《无穷动》，也同样被笛子，琵琶，扬琴，柳琴等中国传统乐器所演奏。在西方，其他乐器借用帕格尼尼之名，用以形容演奏技巧达高深之境的称号还有很多，例如低音提琴的帕格尼尼，指意大利低音提琴家、作曲家乔瓦尼•博泰西尼；吉他的帕格尼尼，指巴拉圭吉他演奏家、作曲家巴里奧斯；钢琴的帕格尼尼，指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小号的帕格尼尼，指俄罗斯小号演奏家纳卡里亚多夫；胡琴的帕格尼尼，最早指中国香港胡琴演奏家黃安源，和后来的旅居加拿大的高韶青、旅居法国的许可等。
　　二胡演奏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高手如云，人才辈出，前辈传承，后生可畏。对于二胡这件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东方乐器来说，这无疑是福音。作为一名教授胡琴的老师，我亦衷心祈愿——
　　在不远的将来，休斯敦也会出现两根弦上的帕格尼尼。


　　　　

坠胡的故事

　　题记：坠胡是由小三弦改制的，名坠琴或坠子，又叫曲胡、二弦。这种乐器既能独奏又能合奏，它的音域非常宽，声音柔和，音量也比较大，与别的乐器有所不同的是它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人声、唱歌、讲话，甚至鸟兽的叫声等等。是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吕剧、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

　　相传，在康熙年间，皇帝御旨，撤掉宫廷戏班，艺人们只有流落到民间卖艺，有一天，一个艺人的小三弦被老鼠咬坏了蒙皮，可是马上就要演出了，情急之间，这位艺人就用薄薄的桐木板代替，又把胡琴的弓子夹在两根弦中间拉奏，这样，一个既可演奏乐曲，又近似人声的乐器就诞生了，这就是坠胡。

　　在休斯敦有两支坠胡。
　　一支在画家王鑫生新创作的油画里；一支在中华民乐队副队长辛雷的家里。
　　说辛雷是个地道的胡琴迷，一点也不过分。你去他的家，俨然进了胡琴专卖店，他会如数家珍般一件一件的给你看他的收藏，每一件都有个故事。二胡，中胡，京胡，板胡，坠胡……他收藏这些胡琴，不仅仅是把玩和欣赏，他还热衷于拉奏它们，从中体会那不同音调音色带给他的快乐和享受。
　　他对胡琴曲的喜爱也同样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收集的胡琴谱竟有数百首之多，就连我也不得不承认，他曩中的收集的绝对称得上“胡谱大全”。他曾经如掘到稀世珍宝一般，兴奋地对我述说他是如何找到《大寨红花遍地开》的坠胡曲谱的。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大概不很清楚什么叫大寨，更别说听过《大寨红花遍地开》这首乐曲了。头些年，北京中央电视台音乐栏目曾播放过音乐作品的“红色经典回顾”，其中就演奏过这首民乐合奏。那旋律我太熟悉了，你可能不会相信，熟悉到我现在仍能把它背诵下来。
　　望着辛雷那把他钟爱的坠胡，脑海里浮现《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旋律，思绪将我拉回到四十年前……

　　在我的生命中，曾遇到过两位坠胡大师。我称他们为大师，并无过誉之嫌。当你们读完我这篇文章，自然会同意我的看法。
　　他俩都姓胡，一个是师傅，一个是闭门大弟子。大家都习惯称他倆为“二胡”。他俩的名字也算绝配，一个叫胡桂林；一个叫胡桂明。乍听上去象是一对兄弟。可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他俩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为了叙述的方便，在下面我把他俩简称为老胡和小胡。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考证“二胡”的详尽身世，只依稀记得是原山东省吕剧二团的主弦。不从事音乐的人可能不懂什么叫主弦，其实说白了，就是戏曲乐队里领衔（弦）的乐器或琴师。在旧式戏曲乐队里，主弦是整个乐队的灵魂，演员在舞台上的唱念做打，都离不开和主弦琴师的密切配合。因为直到样板戏出现前，戏曲乐队是从来没有指挥的；那么指挥的功能由谁来承担呢？答案是主弦与司鼓。
　　老胡和小胡的名字是绝配，在舞台上两人的演奏，更是名副其实的珠联璧合，出神入化。在我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里，我从未听过那么美妙奇特的琴声，在他俩以后，也再没有听到的机缘了。
　　虽然是师徒，他俩的演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先说老胡。每当操起红木杆黄铜筒黑蟒皮的坠胡，老胡整个人就变得你不认识了。小小的眼睛眯缝起来，一脸虔诚，眼睛会射出一道咄咄逼人的光芒。随着音乐的万般变化，脸上的神态亦如痴如醉、如梦如幻。从他手下流淌出来的音乐，会顷刻间将你征服；每个音符之间的承接过渡，完美得令人恐怖。好象那不是琴声，是天使在歌唱，在对普世众生莺声燕语，施降甘霖。一时，山中百兽，林中百鸟，齐声和鸣，天宇激荡，苍穹回响。有时，老胡的坠胡会突然对你说话，如慈母呵护唠叨，似情人枕边细语；委婉处细腻深情，行云流水，丝丝入扣。也有时，会平地波澜、狂风骤起；刀光剑影、金戈铁马。如天马腾空，响彻云霄。
　　我琢磨不透，这两根弦怎么会有如此神迹。每次听他拉奏，我都会经历一次灵魂的洗礼。被崇拜主宰的我，甚至从来不敢去触碰老胡那支坠胡。
　　老胡除了是位坠胡的旷世奇才外，还有一绝，就是你不知在他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旋律的奇思妙想。他只要须臾，就会写出一段优美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民间小调。他亲自唱给你听，没人会觉得他是在唱；他是在用心底的坠胡为你歌吟。那份感动，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我难以理解（尽管后来我也学了作曲），在他摇晃着的头颅里，如何能源源不断地流淌出从你没听过的、永远不一样的那么美妙纯正的小调呢。我常常责怪自己，为什么自己当初不一支支、一首首地把它从老胡的脑子里挖出来，记录下来呢。
　　后来在我从事专业的音乐评论工作后，去过很多城市，参加音乐节，音乐作品比赛，接触更多的音乐同行和更多的音乐精品。我痛心疾首，为老胡，为老胡生不逢时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间艺人，一位少见的音乐奇才，未留痕，英年早逝，悄然湮灭。
　　小胡虽然是老胡的单传弟子，但他的风格与师傅相去甚远。有时我会怀疑小胡到底是不是老胡的徒弟。小胡的坠胡演奏，汪洋恣肆、狂放不羁而阴柔不足；即使拉到小桥流水，莺歌燕舞处，也倔强地透着他那股傲气。老乐手曾告诉我小胡练琴的传奇故事，他练琴有一绝，就是在腊月数九隆冬天，坐到室外院中，迎着凛冽寒风练功，不把冻僵的双手拉热从不罢休。
　　我没亲眼见到过这场面，因为还没等到寒冬来临，我就应征入伍了。可是在我脑海里曾无数次上演过那幅我未曾见过的景象――大雪纷飞，狂风肆虐，一位与风雪为伴的坠琴师，和风与歌。琴音呜咽，风声嘶鸣，人琴合一，天人合一。我仿佛看见从那双疾动的、通红的手上升腾起的热气，与那顽强不屈的琴声一起，溶入天地间……
　　读到此，大家可能会觉得“二胡”似乎被我的记忆所夸张变形、所神化了。其实一点都不。多年后，因职业关系，我观看过许多专业大师演奏坠胡。我失望了，甚至沮丧；不是因为他们拉的不好，而是我再也未能找到、听到如“二胡”曾拉奏出来的那种独特琴声。对于我，那是原汁原味的坠胡，已成绝响。

　　其实“二胡”也是普通人，而且是有缺陷的普通人。
　　老胡拉琴时有个与众不同的姿势，就是身体过度前倾。这使他即使不拉琴时，走路站立都会向前略探出身子，腰习惯性的总也挺不直。他烟瘾很重，抽那种呛人的手卷烟。剧团生活很不规律，每天演出结束，大家往往会去小餐馆搓一顿，回来就寝时已是后半夜。第二天日上三竿都没有起床的。我那时就因为生活不规律而患上胃溃疡，差点上手术台把胃整个拿掉。
　　老胡就没那么幸运了，罹患了胃癌。到七十年代中期终于不治。我还是在部队得悉的这一噩耗，不禁为他扼腕不已。老胡生前还有个被人诟病的历史，据说他曾与很多女演员有染。不过幸亏那是发生在文革前，不然一准儿会被拖出去戴高帽游街示众。我至今都搞不懂那些长的花儿似的女人，为什么都对其貌不扬的老胡投怀送抱。
　　小胡的毛病则更明显，他同你说话时，眼睛却瞅在别处。那不是瞧不起你，而是他确实有眼睛的生理缺陷。这是娘胎带来的，没法子。他若一拉起琴，你就没法瞧他了，真是咧嘴瞪眼，一点都不夸张。老胡驾鹤西去，我一直想找小胡；即使到了美国，也一直惦记着这位老胡的传人，想找机会去会会他。可造化弄人，老天不公，我再也无缘见到小胡了。
　　一直蜗居斗室的小胡终于等到了单位分的房。是七楼。喜欢莳花弄草的他，想把阳台改造成花房，不慎失足坠楼，撒手人寰。
　　我不知道坠胡和坠楼之间冥冥中有何关连，只觉得胡琴的两根弦砰然而断，我意识到永远失去了老胡和小胡。人世间再也不会奏响“二胡”那使人迷醉、摄人魂魄的琴声了。

　　我努力地回忆王鑫生老师那幅油画，试图在脑海里重现那画面给我的印象。倏然，坐在黄河边的琴师活了起来，瞬间具有了灵性。那坠胡看上去犹似老胡那支，琴弓大开大阖，琴音嘹亮通透，象苍凉的倾诉，似不羁的奋争，如神明的礼赞，伴着隆隆涛声，生生不息，奔向永恒。
　　那是生命的狂欢和交响，那是天地间的黄钟大吕。
　　那里有瞎子阿炳，还有老胡，小胡……
　　我不由顶礼膜拜――那凝固的形象。凝固的音乐。凝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