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罗拉

　　
　　罗拉是我在美国认识的唯一的黑人姑娘。
　　我们曾是好朋友。
　　居住在休斯敦的华人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常常家门被不认识的陌生人敲开，他们会友好热情地向你问候，然后会把一些中文小册子或杂志送给你阅读；或邀约你去参加某个聚会。他们给你的书籍资料或请你参加的聚会都是与宗教有关。我与罗拉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相识的。
　　罗拉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她那灿烂的笑容，这美丽的笑容会使你一下子拉近了与她的距离。她身材纤细，容貌秀丽，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我曾小心试问过她的职业，她告诉我在教授芭蕾舞课程。罗拉讲一口不错的汉语，这使英语很烂的我在与她沟通上方便了许多。
　　罗拉定期来我家，每次来都会带一个同伴。她告诉我这是教会的规定，不可以单独向受访者传教。她每次来访都会带来新杂志和书籍，曾在国内文化出版界工作过多年的我，看得出这些印刷精美的书籍杂志质量绝对上乘，无论从中文的书写，编辑校对到印刷设计，完美得几乎无可挑剔。通过与罗拉的交谈和阅读资料，我发现罗拉所在的教会十分特殊，至少与我妻子受洗的教会有很多不同。我曾就此问题与她进行过多次交流探讨，她告诉我她的教会在圣经上对耶和华的阐述与其他基督教会的圣经有提法的差别，虽然体现在文字上的差别不大，但经她一解释，这差别就不小了。
　　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的最大宗教之一，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也派生出许多主张各异的分支。罗拉的教会在我看起来是属于那类较小的分支，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一教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主张所有战争行为都是不义的，都是非法的，也是他们所反对和抵制的。罗拉曾对我讲过，他们教友中就有为抵制对伊拉克战争拒上战场，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例子。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被军事法庭起诉，在美国我还是第一次从罗拉口里得知。我本人不敢苟同这个观点，于是就和罗拉友好地讨论，我指着罗拉送给我的书上的一幅照片对她说：你看，这些被关进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你们的教友，如果没有反法西斯战争，如果没有献身于这个正义战争的许多人的牺牲，集中营被迫害的人就永远没有希望获得解放。六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就是因为他们听凭自己的民族成为待宰的羔羊。你看看当今强大起来武装起来的以色列，又有谁再能重演那段历史？我对她说，我的国家也曾沦陷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下，如果没有父辈们的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狼会自己改变嗜血本性而放过羊么。
　　休斯敦某中文广播电台每天有个一小时的宗教节目中文广播，很奇怪的是他们的专栏也是以羊命名的。那位播音主持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带有京味儿的标准普通话，听上去十分亲切。但我自己很反感这个广播，这倒不是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而是他的说教带有明显的霸气，有点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外版。我周遭的一些朋友也有类似感觉。我不知他是有意还是不经意地把自己一些个人的价值观糅进他每天的节目，一些脱口而出的说辞明显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我猜想此君一定是文革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骨子里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也掺进对基督的理解中去了。
　　我不知道罗拉是否这个教会的，但罗拉从不这样对我说教，她有最大的耐心，坚定的信念，执着的精神，在我与她的讨论中，她从未流漏出半点不耐烦或居高临下。她十分形象而简洁地开导我：现代人发明了许多高科技产品，譬如电脑就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其精密尖端无产品能比；但它比起人类生命、人类身体的神奇构造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电脑是人创造的产物；但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万物，惟有人类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她问我，象人类生命这么精密神奇的构造，除了上帝，还会有谁做到？
　　我养了许多花草植物，罗拉看见我家屋里屋外的花卉问我，为什么喜欢它们。我说我喜欢绿色，喜欢自然。这些花草都是生命，我尊重它们，赞美它们；每天晨起我都要同这些生命对话，这样我的生命才会感到充实。罗拉对我说，同人类被创造一样，上帝创造万物，包括为世界创造了绿色。当你在面对这些他所创造的生命时，怎能不相信他的存在。
　　罗拉热爱她的教会，也热爱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她来我家，见屋里有多件乐器，十分好奇，便问我是否会演奏它们。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变得十分兴奋，指着我的胡琴说，她去过中国，她听过这件神奇的乐器的演奏，她热切地请求我能为她演奏。于是我为她拉了一首教会的圣诗。我自己很喜欢这段旋律，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好莱坞大片《铁达尼号》，在船沉没前人们纷纷逃生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位提琴手没有走，演奏的最后一支乐曲就是这段圣诗。当小提琴手随着巨轮一起沉入深海，那形单影只的旋律被交响乐队所取代，衍化成惊涛骇浪般巨大洪流，那旋律变得辉煌眩目，人类道德情感在强大的音乐烘托下升华，爱的永恒为历史悲剧划上了句号。记得在我妻子受洗仪式上，我就是用二胡为她拉奏的这首乐曲。我自己每次拉奏它也会被它所感动。毫无疑问，罗拉也被它打动了，她的眼中闪现着激动的光彩对我说，她太喜欢这件乐器了。后来她每次带新同伴来我家，都会在学习讨论圣经后，求我为她的同伴拉上一曲。
　　有一次她来我家，问我能否为她的父母演奏，原来她在为她的双亲筹办一场金婚盛典。我听后十分感动，我妻子的非裔同事多是单亲妈妈，有的甚至几个子女分属不同的父亲。作为一对黑人老伉俪，能恩恩爱爱相依相伴走过五十载的婚姻岁月，这本身就是件不多见的、可喜可贺的大事，我就爽快地应允下来。罗拉见我答应，非常高兴，她选了一首赞美诗让我演奏，并指定要我为她父母演奏她十分喜爱的那首二胡名曲《豫北叙事曲》。这首乐曲是我来美国后演奏次数最多的二胡曲，其原因是我的母亲就是出生在那块土地上，那是母亲的土地，我常拉它以寄托思念之情；再则该曲的音乐主题带有中原文化的发源地的明显特征，我觉得它最能代表中国，它的民族韵味之浓郁是任何其他乐曲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到了金婚仪式那天，我穿戴整齐，带着我的二胡来到会场。这还是我来美国第一次参加的多数是黑人的大型聚会。现场情形让我很惊讶，有数百位亲朋好友来道贺，来宾皆身着西装革履，彬彬有礼。这与我在美国电影上所看过的黑人动辄暴力相向、满口粗言完全不同，这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的人。与我同台演出的多是声乐节目，她们的演唱把我彻底震倒，无论是独唱还是重唱组合，完全具专业水准。她们演唱时没有任何伴奏，其嗓音之纯净有如天籁；她们所表现出的演唱艺术令我折服倾倒，我赞叹他们继承自祖先的天资遗传，也顿时明白了我所喜爱的歌星惠特尼•休斯敦的名字的意义了。这是我来美国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演唱之一，如果让我掏百元美钞购票入场，我也会毫不迟疑，那绝对会让你感到物超所值。
　　轮到我上台了，数百双目光盯着我，会场静得仿佛掉根针都会听得到。罗拉选的圣诗我第一次拉奏，当旋律随着琴弓缓缓移动流泻而出，我立刻感到这是我曾听过的最动听的诗歌；我也立刻理解了罗拉选择这首乐曲送给她父母的意义。而且那天我演奏的《豫北叙事曲》也是我记忆中拉得最好一次。一曲奏毕，掌声雷动，那几位我刚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歌手竟跑过来，问有没有我的演奏ＣＤ供出售。
　　后来，罗拉有长达数月没有来我家。当我见到她时，她告诉我她去了外州。一向和她用中文交谈的我竟鬼使神差冒出了句英文——
　　I miss you.
　　说出这话，我意识什么地方不对了，罗拉怔了一下，一丝困惑凝固在她脸上。
　　——我冒犯她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观看英语电影时特别留意我说过的那句话。我发现在电影里这句台词的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多是发生在情人之间的对白中。
我不禁顿足。
　　我再也没见到罗拉。
　　　
　　　
　　　　

如烟的激情岁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的京胡演奏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的小字辈里，已经小有名气了。那是秋末初冬，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有天我接到市革委会通知，说是省领导要接见我们，交给我们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里要先打住，解释两个名词：革委会和政治任务。因为三十岁以下的读者会看不懂这两个名词。所谓革委会是个文革时期的临时权力机构，它在那个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非常时期，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地方行政权力。全称为ＸＸ省革命委员会，ＸＸ市革命委员会。著名的女英雄，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张志新烈士的死刑判决上，就盖有省革委会的朱红大印。可见这个机构不是吃干饭的，它可是地地道道的、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府衙门。
　　再来说说政治任务，在四十年前，这个词非常流行，出现率之高恐怕会创下汉语用辞率之最。那时候，只要是领导交给你的工作，几乎都可以冠以政治二字。一是那年代本身就是个火热的政治年代，你要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就是最大的、最革命的政治表现；二是在工作任务前面特别注明政治二字，如果是出自权力机构，那么又不一样了，那说明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出不得半点毗漏；一旦出了毗漏，那是要层层追查责任的。
　　记得我后来参军并到一个城市的市样板戏剧团学习时遇到的一件乌龙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件事的非同小可。那个样板戏剧团（相当于今天的京剧团），当时正上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那时对样板戏剧团来说，演好革命样板戏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剧中第六场“打进匪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假扮土匪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在舌战八大金刚的严厉盘问后，要向座山雕献上晋见礼——先遣图。那天演出时，当杨子荣唱道：“崔旅长抬头请观看，宝图献到你——面——前。”紧接着展图，座山雕拂袖，率众匪接图。这时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意外，杨子荣在怀中左掏右掏，就是拿不出图来。此刻是这出戏第六场的高潮处，没有图，戏没法收尾了。事后查明是后台工作人员的疏忽，忘了将道具先遣图事先放在杨子荣的皮大氅的衣兜里，而扮演英雄的主角恰好也忘了事先检查。
　　那阵子，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没别的，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人们不仅对八个样板戏的剧情倒背如流，就连大多唱腔也是张口就来。演员出了这样的错，谁还看不出来，顿时全场哗然。据说那天还有市革委会领导和军区首长看戏，这等于捅了通天的大漏子。演完下来，大家都虎着脸，第二天全团召开路线分析会。今天的人不会懂得路线分析会为何，实际上就是批判大会。所谓路线，是指红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什么事都讲站队，你要分析自己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了，还是站到错误路线上了。政治任务演砸了，说你路线站错了是轻的，扣你个阴谋破坏的罪名那可是天大的事。所以会刚一开始，只见那位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号啕大哭，一直哭个不停，他是被吓的整个人崩溃了……唉，话题又扯远了。
　　当时刚满十五岁的我，接到的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任务呢？当然是演出任务了，但演出的对象非同寻常，演出的舞台更是少见——是在疾驶向北的火车上。
　　在六十年代末的冬天，经过山海关向北的列车，很多都是专列。所谓专列，是指不搭载普通乘客的列车。从那年月过来的人都晓得，只有毛主席坐的火车那才叫专列；再就是军队大规模调动所乘的列车也叫专列，可等级就低多了，都是闷罐子，有点象如今的集装箱列车。那么我将要去演出的专列又是什么呢？
　　是知青专列，全部满载着大我一、两岁的青年男女，他们来自京，津，沪，甚至远到苏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被一辆又一辆的专列输送到遥远的北大荒，等待他们的是垦荒戍边的半军事化组织——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接受的演出任务很重，先乘火车由我所在的省会城市直奔锦州，从锦州登上知青专列，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表演，等到全部车厢演出结束，我们这些小演员被请到餐车吃顿丰盛的大餐犒劳一下，就差不多快要到沈阳了。到了沈阳站我们下车，马不停蹄又搭乘去山海关的列车原路返回。再接着登上下一列知青专列。
　　一趟专列下来，我们要连续表演几十个车厢，我还可以撑得住；但却苦了演唱京剧唱腔的小演员们。跟我一起表演的有一位小男生唱老生和黑头，别看他小我两岁，可亮起嗓那可绝不含糊。将样板戏里的人物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那年头，这种豪情壮志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有一腔热血，千难万险都不在话下。上级领导特别交待，为这些奔赴北大荒去战天斗地的革命青年演出，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他就非常卖力地一路唱下来，嗓子居然不倒。他的演唱挺受知青的欢迎，我想，可能是他矮小的身材和他那高亢厚实的嗓音组合成了一种人小鬼大的喜剧效果所致。
　　我们队伍里还有位小提琴手，她叫丹妮，小我两岁，长的象个洋娃娃，一头卷发，高鼻梁和略深陷的眼睛，皮肤白得耀眼。我已记不得是她的母亲还是父亲有苏俄血统。她长得有点特别，拉的曲子也很特别。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经典小提琴曲，都被当作封、资、修而打入冷宫。她拉的这首曲子是她那位身为省内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的父亲亲自为她量身打造的。曲调主题来自一首当年著名的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可她拉起来却并不简单，小提琴独奏曲该有的音乐元素都被她的父亲写进去了，没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多年专业训练，是无法驾驭这首作品的。更绝的是她一边演奏，一边起舞，这种融音乐语言和身体语言于一炉的演奏风格，令观者大跌眼镜。想当年，她这首曲子曾红透了全市的革命舞台。当今名震国际乐坛、拥有无数粉丝的华裔小提琴演奏家陈美绝想不到，早她几十年前在中国，就已有位漂亮女孩用她现在这种标志性风格在演奏小提琴了。不过那是在疯狂的年代，红色的年代，文化艺术集体失语的年代，丹妮也就注定永远无法成为陈美。
　　知青专列多在夜间经过辽沈线。所以我们的演出，多是在夜里。这些专列，有的车全部是京腔京味，上车就感到这是到了京城地界儿；有的车清一色吴侬软语，上了这趟车就象到了国外，一句话也听不懂。北京的知青多喜欢我的京胡节目；上海知青多爱看丹妮的小提琴。在经过一个个车厢时，我也留意到行李架上间或出现的吉它，小提琴和手风琴，它们沉默不语，伴随着他们的主人一起慷慨赴边。我当时绝想不到自己仅仅一年后，也同他们一样，带着我那两根弦的伙伴，走进冰天雪地，走进坎坷磨砺的人生……
　　可能是入夜的关系，我从所有的知青专列上始终没看到热烈气氛和谈笑风生。那是你只要登上国内的列车旅行就会立刻感受到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南方的专列，女孩子之大胆令我目瞪口呆。在那个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的红色年代，我竟然见到她们与同车的男孩子紧密相拥，并用毯子和棉大衣将自己裹的严严实实，象给自己营造了个遮风避雨的小茧，用暂时的卿卿我我，来抵御未来的不可知和乡愁。我从许多人的神色中读到了迷惘和不安，困惑和无助。我所见到的与我在报纸广播里得到的信息反差是那样大。
　　那时我在偷偷阅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说偷偷是因为如果被发现，书会立即被没收再丢进火堆里。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饱经磨难无辜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被判罪流放远赴西伯利亚。玛丝洛娃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永远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女性，我记得我甚至痴迷地爱上了她而无法自拔，痴迷得象歌德笔下的无可救药的少年维特。这个文学形象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左右着我的文学阅读，主宰着我对女性的价值判断。
　　当我结束这次演出任务走下最后一列知青专列，举头望着车窗里向我们挥动告别的手，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油然生出一丝孤独和惆怅，那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只觉得车窗后的一张张面孔似乎在幻化成一个又一个玛丝洛娃，那张张凄美的面庞，伴随着汽笛的嘶鸣，缓缓移动，从我面前滑过，最终消失在茫茫雪夜之中……

　　五年后，正在服役的我被叫去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内容触目惊心，令我不寒而栗。广州，云南，内蒙，黑龙江等地生产建设兵团的部分师、团、营、连各级干部，利用职权奸污迫害女知青数量惊人，情节恶劣，被执行枪决达十数人……
　　后来曝光的统计数字是，整个上山下乡期间数千万知青中，有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数目直逼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中国妇女的总和。



　　　　　

五元钱的胡琴

　　休斯敦民乐队副队长辛雷收藏着一把奇怪的胡琴。就连我这个对胡琴阅历不算浅的人，初见这把琴，也被雷到。它有着京二胡的琴杆和弦轴，末端连着一个复式琴筒。所谓复式琴筒就是大筒内套小筒，小筒与京胡琴筒别无二致；外面是个中间隆起两头略收的椭圆型木琴筒。小的紧嵌在大的里面。这琴不仅看着特别，拉出来的声音也很奇怪，尤似胡琴家族一个畸形儿。据琴的主人讲，他是在家乐器店瞧见这支怪琴的，店主说是改造胡琴，陈列多时无人问津；出于研究和收藏的兴趣，辛老弟花了二百大刀把它买下。
　　看着这把怪琴，我不禁想起儿时拉过的第一支胡琴。
　　我学胡琴很偶然。因为我的整个家族就是往上翻三代五代，也找不到一个是学音乐的。我父亲是个带兵打仗的，母亲是学药的。爷爷辈里倒是听爹爹提起过一个山东老家远近闻名的五爷，但他是习武之人，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收的徒弟有数百人。
　　记得小学三年纪时，有天班级里突然来了个教音乐的老师，听说是音乐学院刚毕业分来的的高材生。他来班里挑选了几名同学，有男生也有女生。他选人的方法很奇特，别的不看，专看手指。被他选走的学生不论男女，个个手指细长。不久一个由他指挥的近百人的民乐队在学校首演，一曲《金蛇狂舞》顿时把我震倒。我见我们班上那几个同学都神气活现地坐在乐队里，有的拉二胡，有的弹柳琴，有的怀抱大阮。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与乐队里拉二胡的同学家离得不远，从那以后，我就有事没事总泡在他家里，一门心思想让他教我拉胡琴。我这位同学还真就手把手地告诉了我一点基本要领，还帮我借了支二胡让我练习。但没想到这支借来的胡琴，还真给我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麻烦。也就是因为这个麻烦，我后来才真正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二胡，那是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支胡琴。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当我一开始拉这支借来的二胡时，发现它不听使唤，发出难听的嘶哑声。我就去请教我的那位小老师。我那位同学便煞有介事地告诉我，我这把琴蛇皮蒙的太紧。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往蛇皮上抹些油，皮会软化，声音才会改善。我问抹什么油呢。他反问我，蛇是什么？我说当然是动物了。他说这就对了，你要往上抹动物油。
　　回到家，我从厨房找出一小碗猪油，把琴码卸下来，用手指蘸上猪油小心翼翼地涂抹到蛇皮上。抹好后用手指压了压，还是很紧呀；就又抹了一遍油。后来小半碗猪油下去了，皮也未见软化，于是撂下琴，跑出去玩了。等我想起胡琴的事赶紧去查看，发现蛇皮确实软化了，连忙上琴码调弦。此时我发现有点不对头了，随着我旋动弦轴，眼见蛇皮塌下去一个深坑，音律也调不上去。只好又去请教我的启蒙老师。我这位同学大我一岁，还就是比我懂的多。他说这问题好解决，你知道热胀冷缩原理么，我赶紧点头。他告诉我一个办法，用火烤，皮一定会绷紧的。我听后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怀着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回到家，信手点着了煤气炉，把二胡琴筒置于火上。只听得“啪”的一声脆响，我再一看手中的琴，顿时懵了。原来蒙在琴筒上那张规整秀气的蛇皮，从正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见此情景我头都大了。这是借来的胡琴呵，叫我如何是好呢。那几天我可真是茶不思饭不想，被焦虑悔恨所煎熬却不敢告诉父母。
　　最后还是我那个同学帮我摆平了此事。他带着我找到一个离家最近的乐器修理小店，问店里的师傅重新蒙一张蛇皮需要多少钱。大师傅伸出五个手指，五块。我一听傻眼了。众位看官，别以为那时的五块钱是个小数目。那时中国刚渡过大饥荒年代，记得班上统计贫困家庭是以每月生活费人均低于两块钱以下来认定的。我们全班只有一位同学符合此标准，所以被学校免去全部学杂费。那年月一分钱也不算小钱，小孩子如果有五分钱买只雪糕如过年。我自己就常买几分钱一个的芝麻火勺。那时幼稚园流行一首歌，人人皆能吟唱：我在马路旁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最终我从父母的荷包偷拿出钱来，将胡琴修复。大师傅活儿好，那皮蒙得甭提有多漂亮。可我象甩掉一个烫手山芋一般，急急地把胡琴还给了主人。并发誓再也不碰胡琴哪怕一下……
　　不过我做的亏心事还是被细心的父母察觉了，在严苛的家法下我受刑不过，如实招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一顿暴打换来了一支胡琴。一天，父亲下班给我带回了一支二胡，告诉我是花五块钱为我买的。父亲笑吟吟地坐在我面前，让我给他拉一曲。我小心翼翼地拿起琴，试着拉奏，可无论如何也拉不出声音来。这回我不敢再去找我那位启蒙老师了，于是去到邻居王叔叔家请他帮忙。
　　王叔叔在市政府工作，他妻子是省歌剧院的声乐演员。王叔叔自己也会拉两下胡琴。他检查了一下我的琴，告诉我，新琴的琴弓上没有松香，有了松香就可以拉响了。只见他找来根竹筷，用小刀劈开一小截，把松香夹上去，划根火柴点着了竹筷。火哧哧冒着好看的火花，一股松脂香气扑鼻而来，松香一滴滴落在了琴筒上。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琴艺逐渐有了长进。到了夏日夜晚，整院的人围坐在葡萄架下听我拉琴。王叔叔的妻子也被我的琴声吸引来，常常一展歌喉，让我操弦为她伴奏。这把琴伴着我的人生，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城市，走进了广阔天地，走进了军队大熔炉，最后走出了国门——
　　白云苍狗，岁月如梭，一眨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支五块钱的胡琴早已不知所踪。但它始终留存于我的内心深处。
　　我怀念它，这支把我带上音乐不归路的胡琴。
　　　
　　　
　　　

从胡朋琴友说开去

　　休斯敦中华民乐队副队长辛雷，是位热心侨社文化活动的活跃人物，经常背着他那两套心爱的物件儿，照相机和二胡，参加侨社的各种音乐秀，又拍照，又表演，忙的不亦乐乎。我同他结识前，就久闻他的大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有着数十年演奏经历的老资格二胡发烧友。
　　中华民乐队有好几位有类似辛雷这样经历的胡琴手。
　　中华民乐队队长杨万青，会熟练演奏多种乐器，当然也包括二胡。
　　在休斯敦喜欢二胡甚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胡琴的中外人士，仅我直接认识的，就有近百人。如果加上我不认识不知道的，有数百位胡朋琴友绝对算是最保守的估计。
　　侨界儿科名医贾在水，就是位胡琴发烧友。他拥有两支二胡，家里一把，办公室里放一把。你在他办公室，家里，车里，随处可见二胡曲的碟片。他只要来我家，不硬拉着我给他奏一曲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休斯敦杰出的美术教育家、画家王鑫生也拉了一手好二胡，看他拉琴，功夫绝对在三十年以上。前些日子，我去看他，他正在为举办个人画展紧张地创作。他将刚完成的新作出示给我看，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张巨幅油画把我震撼了。画中一位民间艺人坐在咆哮的黄河边在演奏坠胡，夸张的拉奏姿势动感凸显，充满张力。我仿佛听到了伴随着惊涛骇浪那铿镪有力、欲穿透压在天际端那厚厚云层的琴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电流般击中了我，作者对音乐与人生的体悟在这幅画作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我想，这灵感一定与他会拉胡琴密不可分。王老师总对我说，他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一定要在画室放几张二胡唱片，作画期间，让他所喜爱的琴声来陪伴他，启迪他，激发他的创作激情。多年来，这习惯一直未改。
　　一名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正在读高中的华人女孩，父亲去中国给她带回一张女子十二乐坊的音乐会碟片。正在学习小提琴的女儿观看后，立即对二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整个明尼苏达州竟寻不到教授胡琴的老师。她决心走出家乡，一定要找着可以教会她拉胡琴的地方。终于，她家一位居住在休斯敦的长辈，在一次侨社的音乐会上看到了我的演奏，他找主办方要到了我的电话。就这样，明尼苏达州的女孩利用暑假，专程飞来休斯敦，边做餐馆工，边到我家里学习二胡课程。暑期结束前，她父母也专程飞来德州，来会会我这个千里迢迢之外的胡琴老师。当时，正赶上我受萨费尔大学音乐系所邀，去为他们的学生演奏二胡。这位女孩竟将她在休斯敦的整个家族，领到了学校观看表演。
　　就是这样一个华人家庭，数代前移民美洲大陆，早已不会讲中文了；然而他们对华夏文化那种向往和追求，令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都自愧弗如、感到汗颜。
　　一个来自佛罗里达州到德州旅游的美国家庭，途经休斯敦，特意跑到中国城，从一家书店里打听到我的电话，找到我家，提出要买支二胡带回去。原来他们一家人都喜爱音乐，并都会演奏一种以上乐器，他们早就对中国的二胡怀有浓厚兴趣。我先拿出学生使用的价格便宜的普通胡琴给他们，可他们执意要买我那支价钱高得多的演奏胡琴。见他们那种迫切的心情，又念及他们全家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我只好忍痛割爱了。并把可以挂在腰上站立演奏的部件送给了他们。看着他们欢天喜地，如获至宝地离开，我内心充满了感慨。
　　一位在休斯敦医疗中心工作的老美专家，同时也是位不错的小提琴手，去中国旅游时买了把二胡回来。到处打听在哪里可以上课学拉二胡。后来在莱斯大学攻读小提琴学位的儿子帮了他，他直接去找来自中国的一位攻读钢琴博士的女同学，曲曲折折为他老爸找到了我。
　　数年来，仅跟我学过胡琴的成人学生，包括几名美国人算在内，竟有四、五十位。有人曾对我说起一位老人，去中国花万元购得一支高档胡琴带回美国。他不会拉，只是挂在家里墙壁上，当幅画来欣赏。对于他，这把胡琴已不仅仅是件中国乐器了，而是具有了更深涵义的文化符号。
　　胡琴，西方人称其为“两根弦的中国小提琴”，或干脆叫 “CHINA-VIOLIN”，对于这些众多的会拉和不会拉的发烧友，胡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称它为“中国情结”。
　　在国内工作时，家里虽然有把二胡，但却很少碰它。因为我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工作，更让我远离器乐的演奏。有时闲下来，会弹弹钢琴，或拉段小提琴，倒想不起拉拉胡琴。那时正值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适逢严冬后的小阳春，西方各种学术观念象潮水般涌进来。我那时的研究课题也聚焦在西方的音乐理论上，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反倒搁置一旁。年轻不成熟的我，也随波逐流赶着时髦。
　　移民美国后，家中虽然也有钢琴，小提琴；但弹奏起来总觉兴趣乏乏。过去曾经喜欢的，现在味同嚼蜡。书架上那些肖邦李斯特徳彪西贝多芬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巴托克马勒碟片上的灰尘越积越厚。后来，一位朋友送我一盘带，让我放到车里听，我一听全是样板戏。于是我边开车边播放，立马有了精神。那时我送外卖，听着样板戏，一路飞车，送餐特别快，小费也出奇的好；只是经常会被警察逮到。
　　我反省自己，发现身在海外，中国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是更遥远了，而是更近了，近得你无法割舍，近得你将整个过去的自己彻底颠覆了。
　　我设法托朋友从中国给我带来了二胡和京胡。当我一操起琴，立刻发现荒疏年久的手已经不那么听使唤了，拉出来的声音甚至不及我现在的学生。可胡琴的特有音色立刻给予我一种全新体验，那种感觉是种强烈的文化归属感，是自己以前在中国从未体验过的。
　　从自我发现的那一刻起，我开始近乎疯狂地拉奏，从近代的刘天华，阿炳，拉到当代的刘文金，王建民，甚至萨拉萨蒂，帕格尼尼。直到向这里的中美听众开始系统地介绍他们在北美很少听到的二胡优秀作品时，我的演奏才算恢复了常态。此时手中的胡琴，开始有了生命，灵性开始甦醒，并变得狂放不羁，引领着我肆意奔向那无垠的未知领域。侨社春晚的《葡萄熟了》，中华文化学院的《陕北抒怀》，休斯敦亚裔艺术节上的《查尔达斯》，莱斯大学的《战马奔腾》，萨费尔大学的《豫北叙事曲》、《野蜂飞舞》，黄河合唱团音乐会上的《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汶川大地震赈灾义演音乐会上的《壮别》……
　　二胡让我和观众一同领略它的神奇风采；听众的反应的热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美国观众，他们几乎都表示是首次见到和听到胡琴。他们聆听时的认真和观后的兴奋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渐渐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驾驭了自己；我意识到在北美，这把两根弦的乐器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传播大使。它的特有音调，同胞听了，无不倍感亲切；西方人听了，对东方文化钦佩不已。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年前中华合唱团的那场音乐会，我为乐迷们演奏了刘明源的《河南小曲》和萨拉萨蒂的《卡门幻想曲》。演出一结束，围住我的美国观众许久不愿离去。一位热情的观众竟建议我为自己的两只手买保险，弄得我一头雾水……
　　唉，一聊起胡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该打住了，后面的故事留在下篇再和大家继续聊。


　　　　

两根弦上的帕格尼尼

　　两根弦上的帕格尼尼。
　　这话不是我的发明，而是西方音乐评论家对来自东方的优秀二胡演奏艺术家的一个评语。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帕格尼尼。
　　尼可罗 • 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欧洲后期古典乐派和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是西方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他是欧洲小提琴演奏巨匠，世人称其为小提琴魔术师，是用魔鬼般的技巧演奏。他充滿魔力的演出令观众流泪，有的人甚至还晕倒。人们聆听他的演奏时这样说：才华横溢的大师，你拉错几个音符吧，那样我们觉得我们还像人类。一名盲人听他的琴声，以为是乐队演奏，当得知台上只有他一人时，大喝一声“他是魔鬼！”随即仓皇逃走。
　　由于精湛绝伦的技巧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世间便传说他经常在屋内与魔鬼说话并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琴技，甚至还看见他将琴弓置于琴上的一刹那火花四射。帕格尼尼的身材削瘦，演奏時，如醉如痴，如魔鬼附身。加上搖晃的姿势、零乱的长发、苍白的脸庞、都令这一传说显得更加真实。他从不练琴，除了演出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床上度过，自称"十二岁以前练琴，十二岁以后躺着"。有人为了探听他的秘密，曾跟踪了他很长时间，但最后承认确实听不到他练琴。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曾使在病中的老师罗拉跳下病榻，自愧无颜为师。法国著名小提琴家罗多尔夫•克罗采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也为他惊人的技巧而目瞪口呆，甚至在日记中写道：“犹如见到恶魔的幻影”。为此，人们也就把帕格尼尼的演奏称作“恶魔的演奏”。
　　魔鬼。魔力。着魔。帕格尼尼一生未离开过这些评语。如果把同样评语用在形容胡琴的演奏上，可想而知，这件从刘天华，阿炳开始扬名于世的东方乐器，历经近百年演变、出新，已具有了非同凡响的艺术表现力。当代的两岸三地的作曲家们，在胡琴作品的创作中，也不断用新的音乐语汇，更高难的技巧来深化作品内容。这使得胡琴演奏家们必须不断更新胡琴的演奏技巧，赋予这件传统乐器更深广的艺术表现力。帕格尼尼高难度演奏技巧也移植进了二胡的演奏中，譬如帕格尼尼的《无穷动》和《二十四首随想曲》。所以说西方人惊呼当代的二胡演奏家为两根弦的帕格尼尼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曾经给我的美国学生播放过用二胡演奏《无穷动》、《卡门幻想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等小提琴名曲的视频资料时，他们无一不张大了嘴巴，惊奇得连呼：Amazing！Wonderful！我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当我在舞台上用二胡演奏《野蜂飞舞》，《卡门幻想曲》时，西方人的反应尤为热烈。这是因为他们熟悉这些作品的旋律，却难以置信两根弦的胡琴，如何能把四根弦的名曲诠释的如此精到和惟妙惟肖。
　　我有个华人学生，是休斯敦青少年管弦乐团的小提琴乐手，多次获得小提琴比赛的奖项。自从她开始学习二胡后，我发现她理解和掌握二胡的演奏技巧远快过其他普通学生。这是多年扎实的音乐训练及演奏积累赋予她的超常能力。她在学习三年二胡后，我开始让她试拉帕格尼尼的《无穷动》，我惊讶地感到她演奏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因为在这首长达四分半时间的演奏中，清一色的十六分音符，疾风般的速度，快速的换把、跳把，随处可见的移调和高把位等，对二胡这件乐器来说，几乎达到了表达的极限。并且我还发现她在某些细部的处理上，甚至超过了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孩子，在学习二胡之前，甚至没有见过或听过胡琴这件乐器；可一旦学起来，毫不逊色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学生。我在旅居休斯敦这些年，类似她这样的学生有多位，均是出生于这里的华人后代。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孩子的家长无一例外，都是中国情结浓厚的爱乐人。
　　几年前我曾两次受邀去中华文化学院讲授中国音乐。听课的有数百人，都是中国孩子。我在开讲前先对他们做了个简单的测验，我对他们说：你们当中学习音乐（乐器）的人请举手。只见台下举起一片手臂，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我又接着说：请学习小提琴的小朋友举起手来，台下一多半的孩子举了手。那么学习钢琴的呢？更多的手又举了起来。我看出有很多孩子同时学习两种乐器。我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学习过中国乐器的请举起手来。台下一片寂静，没有人举手。我又问了一次，一位学生告诉我，她的一个好朋友学习古筝，但今天请假没有来。我换了个方式继续问他们：请你们告诉我提琴有几根弦？这回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四根弦。我接着又问：你们有谁知道，在东方，在中国有一种两根弦的乐器？台下的孩子们面面相觑，都表现出一脸困惑。我知道我不必再问他们谁是帕格尼尼，谁是瞎子阿炳了。
　　我把带来的二胡，京胡，板胡和高胡拿出来给他们看，分别向他们介绍这些两根弦的中国乐器，用不同的胡琴演奏了中国乐曲。我还请他们派代表上讲台来试拉胡琴，我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对我的讲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之前他们还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之中已有很多人不会讲中文了，看着他们有着不错的音乐天赋和教育背景，但只知西方音乐，而对东方音乐了解甚少，我除为他们感到惋惜外，更感到这些华裔孩子的家长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缺失。他们在周末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学习中文，然后带孩子去中国城吃顿中国餐，就以为可以使出生在美国的后代能够承继中华文化的血脉，让他们看起来更象中国人。其实远远不够。在远离中土的海外，这种文化的传承只会一代比一代弱。看着讲台下这些与我的孩子别无二致的同学们，深深感受到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肩上责任的重大。
　　在我执教生涯中，我始终对那些重视孩子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家长们敬佩有加。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学生，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她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去中国旅游，途经深圳时，专门聘请了一位会讲英语的二胡老师，为她的两个孩子上了一星期二胡课。回到休斯敦后，辗转找到了我。对于这样一位难得的好学生，我的一个最大愿望，就是要让她凡是能用四根弦的提琴演奏下来的名曲，我也让她用两根弦的胡琴演奏出来。这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看了我的文章，也许有人会质疑，二胡是件传统的东方乐器，与西方的帕格尼尼有何相关？以我自己的演奏体会来说，用二胡演奏《无穷动》，对传统演奏方式，是个有趣的挑战和神奇的经历；其次，两根弦的二胡在诠释欧洲经典作品时，释放出来的是二胡这件乐器所独有的色彩。从技术层面来说，当你把《无穷动》中的大量半音阶、移调和高把位的音色音准都处理得准确无误，得心应手，你再去演奏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刘文金的《种子灯焰》，台湾青年作曲家陆枟的《西秦王爷》这类当代作品，至少不会有技术上的障碍了。
　　其实不仅仅是二胡，在今天的中国民乐乐坛，象《无穷动》，也同样被笛子，琵琶，扬琴，柳琴等中国传统乐器所演奏。在西方，其他乐器借用帕格尼尼之名，用以形容演奏技巧达高深之境的称号还有很多，例如低音提琴的帕格尼尼，指意大利低音提琴家、作曲家乔瓦尼•博泰西尼；吉他的帕格尼尼，指巴拉圭吉他演奏家、作曲家巴里奧斯；钢琴的帕格尼尼，指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小号的帕格尼尼，指俄罗斯小号演奏家纳卡里亚多夫；胡琴的帕格尼尼，最早指中国香港胡琴演奏家黃安源，和后来的旅居加拿大的高韶青、旅居法国的许可等。
　　二胡演奏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高手如云，人才辈出，前辈传承，后生可畏。对于二胡这件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东方乐器来说，这无疑是福音。作为一名教授胡琴的老师，我亦衷心祈愿——
　　在不远的将来，休斯敦也会出现两根弦上的帕格尼尼。


　　　　

坠胡的故事

　　题记：坠胡是由小三弦改制的，名坠琴或坠子，又叫曲胡、二弦。这种乐器既能独奏又能合奏，它的音域非常宽，声音柔和，音量也比较大，与别的乐器有所不同的是它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人声、唱歌、讲话，甚至鸟兽的叫声等等。是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吕剧、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

　　相传，在康熙年间，皇帝御旨，撤掉宫廷戏班，艺人们只有流落到民间卖艺，有一天，一个艺人的小三弦被老鼠咬坏了蒙皮，可是马上就要演出了，情急之间，这位艺人就用薄薄的桐木板代替，又把胡琴的弓子夹在两根弦中间拉奏，这样，一个既可演奏乐曲，又近似人声的乐器就诞生了，这就是坠胡。

　　在休斯敦有两支坠胡。
　　一支在画家王鑫生新创作的油画里；一支在中华民乐队副队长辛雷的家里。
　　说辛雷是个地道的胡琴迷，一点也不过分。你去他的家，俨然进了胡琴专卖店，他会如数家珍般一件一件的给你看他的收藏，每一件都有个故事。二胡，中胡，京胡，板胡，坠胡……他收藏这些胡琴，不仅仅是把玩和欣赏，他还热衷于拉奏它们，从中体会那不同音调音色带给他的快乐和享受。
　　他对胡琴曲的喜爱也同样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收集的胡琴谱竟有数百首之多，就连我也不得不承认，他曩中的收集的绝对称得上“胡谱大全”。他曾经如掘到稀世珍宝一般，兴奋地对我述说他是如何找到《大寨红花遍地开》的坠胡曲谱的。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大概不很清楚什么叫大寨，更别说听过《大寨红花遍地开》这首乐曲了。头些年，北京中央电视台音乐栏目曾播放过音乐作品的“红色经典回顾”，其中就演奏过这首民乐合奏。那旋律我太熟悉了，你可能不会相信，熟悉到我现在仍能把它背诵下来。
　　望着辛雷那把他钟爱的坠胡，脑海里浮现《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旋律，思绪将我拉回到四十年前……

　　在我的生命中，曾遇到过两位坠胡大师。我称他们为大师，并无过誉之嫌。当你们读完我这篇文章，自然会同意我的看法。
　　他俩都姓胡，一个是师傅，一个是闭门大弟子。大家都习惯称他倆为“二胡”。他俩的名字也算绝配，一个叫胡桂林；一个叫胡桂明。乍听上去象是一对兄弟。可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他俩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为了叙述的方便，在下面我把他俩简称为老胡和小胡。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考证“二胡”的详尽身世，只依稀记得是原山东省吕剧二团的主弦。不从事音乐的人可能不懂什么叫主弦，其实说白了，就是戏曲乐队里领衔（弦）的乐器或琴师。在旧式戏曲乐队里，主弦是整个乐队的灵魂，演员在舞台上的唱念做打，都离不开和主弦琴师的密切配合。因为直到样板戏出现前，戏曲乐队是从来没有指挥的；那么指挥的功能由谁来承担呢？答案是主弦与司鼓。
　　老胡和小胡的名字是绝配，在舞台上两人的演奏，更是名副其实的珠联璧合，出神入化。在我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里，我从未听过那么美妙奇特的琴声，在他俩以后，也再没有听到的机缘了。
　　虽然是师徒，他俩的演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先说老胡。每当操起红木杆黄铜筒黑蟒皮的坠胡，老胡整个人就变得你不认识了。小小的眼睛眯缝起来，一脸虔诚，眼睛会射出一道咄咄逼人的光芒。随着音乐的万般变化，脸上的神态亦如痴如醉、如梦如幻。从他手下流淌出来的音乐，会顷刻间将你征服；每个音符之间的承接过渡，完美得令人恐怖。好象那不是琴声，是天使在歌唱，在对普世众生莺声燕语，施降甘霖。一时，山中百兽，林中百鸟，齐声和鸣，天宇激荡，苍穹回响。有时，老胡的坠胡会突然对你说话，如慈母呵护唠叨，似情人枕边细语；委婉处细腻深情，行云流水，丝丝入扣。也有时，会平地波澜、狂风骤起；刀光剑影、金戈铁马。如天马腾空，响彻云霄。
　　我琢磨不透，这两根弦怎么会有如此神迹。每次听他拉奏，我都会经历一次灵魂的洗礼。被崇拜主宰的我，甚至从来不敢去触碰老胡那支坠胡。
　　老胡除了是位坠胡的旷世奇才外，还有一绝，就是你不知在他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旋律的奇思妙想。他只要须臾，就会写出一段优美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民间小调。他亲自唱给你听，没人会觉得他是在唱；他是在用心底的坠胡为你歌吟。那份感动，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我难以理解（尽管后来我也学了作曲），在他摇晃着的头颅里，如何能源源不断地流淌出从你没听过的、永远不一样的那么美妙纯正的小调呢。我常常责怪自己，为什么自己当初不一支支、一首首地把它从老胡的脑子里挖出来，记录下来呢。
　　后来在我从事专业的音乐评论工作后，去过很多城市，参加音乐节，音乐作品比赛，接触更多的音乐同行和更多的音乐精品。我痛心疾首，为老胡，为老胡生不逢时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间艺人，一位少见的音乐奇才，未留痕，英年早逝，悄然湮灭。
　　小胡虽然是老胡的单传弟子，但他的风格与师傅相去甚远。有时我会怀疑小胡到底是不是老胡的徒弟。小胡的坠胡演奏，汪洋恣肆、狂放不羁而阴柔不足；即使拉到小桥流水，莺歌燕舞处，也倔强地透着他那股傲气。老乐手曾告诉我小胡练琴的传奇故事，他练琴有一绝，就是在腊月数九隆冬天，坐到室外院中，迎着凛冽寒风练功，不把冻僵的双手拉热从不罢休。
　　我没亲眼见到过这场面，因为还没等到寒冬来临，我就应征入伍了。可是在我脑海里曾无数次上演过那幅我未曾见过的景象――大雪纷飞，狂风肆虐，一位与风雪为伴的坠琴师，和风与歌。琴音呜咽，风声嘶鸣，人琴合一，天人合一。我仿佛看见从那双疾动的、通红的手上升腾起的热气，与那顽强不屈的琴声一起，溶入天地间……
　　读到此，大家可能会觉得“二胡”似乎被我的记忆所夸张变形、所神化了。其实一点都不。多年后，因职业关系，我观看过许多专业大师演奏坠胡。我失望了，甚至沮丧；不是因为他们拉的不好，而是我再也未能找到、听到如“二胡”曾拉奏出来的那种独特琴声。对于我，那是原汁原味的坠胡，已成绝响。

　　其实“二胡”也是普通人，而且是有缺陷的普通人。
　　老胡拉琴时有个与众不同的姿势，就是身体过度前倾。这使他即使不拉琴时，走路站立都会向前略探出身子，腰习惯性的总也挺不直。他烟瘾很重，抽那种呛人的手卷烟。剧团生活很不规律，每天演出结束，大家往往会去小餐馆搓一顿，回来就寝时已是后半夜。第二天日上三竿都没有起床的。我那时就因为生活不规律而患上胃溃疡，差点上手术台把胃整个拿掉。
　　老胡就没那么幸运了，罹患了胃癌。到七十年代中期终于不治。我还是在部队得悉的这一噩耗，不禁为他扼腕不已。老胡生前还有个被人诟病的历史，据说他曾与很多女演员有染。不过幸亏那是发生在文革前，不然一准儿会被拖出去戴高帽游街示众。我至今都搞不懂那些长的花儿似的女人，为什么都对其貌不扬的老胡投怀送抱。
　　小胡的毛病则更明显，他同你说话时，眼睛却瞅在别处。那不是瞧不起你，而是他确实有眼睛的生理缺陷。这是娘胎带来的，没法子。他若一拉起琴，你就没法瞧他了，真是咧嘴瞪眼，一点都不夸张。老胡驾鹤西去，我一直想找小胡；即使到了美国，也一直惦记着这位老胡的传人，想找机会去会会他。可造化弄人，老天不公，我再也无缘见到小胡了。
　　一直蜗居斗室的小胡终于等到了单位分的房。是七楼。喜欢莳花弄草的他，想把阳台改造成花房，不慎失足坠楼，撒手人寰。
　　我不知道坠胡和坠楼之间冥冥中有何关连，只觉得胡琴的两根弦砰然而断，我意识到永远失去了老胡和小胡。人世间再也不会奏响“二胡”那使人迷醉、摄人魂魄的琴声了。

　　我努力地回忆王鑫生老师那幅油画，试图在脑海里重现那画面给我的印象。倏然，坐在黄河边的琴师活了起来，瞬间具有了灵性。那坠胡看上去犹似老胡那支，琴弓大开大阖，琴音嘹亮通透，象苍凉的倾诉，似不羁的奋争，如神明的礼赞，伴着隆隆涛声，生生不息，奔向永恒。
　　那是生命的狂欢和交响，那是天地间的黄钟大吕。
　　那里有瞎子阿炳，还有老胡，小胡……
　　我不由顶礼膜拜――那凝固的形象。凝固的音乐。凝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