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告的魔咒

　　

　　題記﹕一旦一個國家……原則上允許甚至希望告密時﹐其他正派人就會被恐懼所驅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當人們不被懷疑是站在魔鬼一邊而是站在上帝一邊時﹐好像告密不是出賣﹐而是在向上帝獻祭。
　　　　　　　　　　　　　　　　　　　　——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1989年6月5日﹐上海音樂界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學術討論會﹐特邀中國藝術院音樂研究所副所長ＸＸ（為個人隱私由姑隱去姓名）到會做專題發言。那幾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黑暗的日子﹐與會者急切地想從剛從首都趕來的學者口中打聽消息﹐於是學術會議內容自然轉到北京流血事件這個大家都關心的議題。本來就悲憤莫名的他﹐當場口無遮攔﹐出言無忌﹐向與會者描繪了他的所見所聞。會議結束後﹐他返回北京﹐即遭戒嚴部隊逮捕。
　　2009年8月﹐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2009巨人杯全國民族器樂大賽”中﹐我在電視熒屏中又看到了他。一晃二十年未見了﹐小我一歲的他已兩鬢霜染﹐平添更濃的學者風范。作為二胡大賽兩名綜合藝術分評委之一的他﹐思路敏捷﹐語言犀利﹐博聞強記﹐見解過人﹐給參賽選手和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當年在我結識這位青年才俊之前﹐曾閱讀過一個科普風格撰寫的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發展史的小冊子。從事音樂研究的我讀過大量相關著述﹐可這本不太厚的書籍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我在參加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學術研討會上﹐我認識了他﹐當時他已進入音樂理論界擔任了重要職務﹐主攻中國音樂史和佛教音樂的研究。
　　20年前他的被捕無疑是與會者里有人舉報了他。參加那次會議的代表有許多是我的同行和朋友﹐大家對告密者痛恨至極﹐但至今也不曉得是何人做下這等傷天害理之事。也許中國會有如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曝光那一天﹐真相方能大白與天下。這次卑鄙的告密後果是什麼呢﹐這位極有前途的青年學者被免去音樂研究所副所長一職﹐陷獄三年。面對這一切﹐他丟下一句佛教箴言給世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然後慷慨赴難。
　　在那幾十天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里﹐每天看著電視臺對舉報者的採訪﹐仿彿一把鋸子在慢慢凌遲著我的神經。今天回想起鏡頭前那些告密者﹐使我記起聶紺弩關於告密者的評述﹐“密告﹐自古有之﹐也算個職業了﹐是由國家機器派生出來的。國家越是專制﹐告密的數量就越多﹐質量也越高。人們通常只去譴責猶大﹐而放過了殘暴的總督。其實不管猶大是否告密﹐總督遲早也會對耶酥下手。
　　我原來所在的集團軍也參與了北京的戒嚴行動﹐據老戰友回來講﹐部隊每天給戰士反復播放那些被殺被燒死士兵的錄像﹐激發他們對“暴亂份子“的仇恨﹐然後再派他們出去抓捕被群眾舉報的反革命﹐根本輪不上北京的警察插手。紅了眼的士兵們捉到人先打個半死﹐然後再移交司法機關。沒有人能夠幸免於這頓發泄仇恨的毒打﹐聽說也包括我那位故交。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麼。那些電視鏡頭上一批批被押赴刑場就地槍決的年輕人﹐正是士兵們和告密者們聯手的傑作。我同時也相信﹐那些在電視鏡頭前挺身而出的告密者﹐很可能幾天前還在熱血沸騰地為遊行抗爭學生捐錢捐物、送吃送藥。鎮壓者的槍聲一響﹐屠殺被至高無上的權力罩上絕對不容置疑的法統和道德光輝﹐異議者被宣佈為國家的敵人﹐出賣被冠以正義的外衣﹐告密受到無限鼓勵﹐曾經聲名狼籍的特務政治捲土重來。政府經由央視發佈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告密被提昇為國家行為和全民行為﹐並冠名“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當代文化批評學者朱大可在談及告密制度深有體會地說﹕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里﹐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7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六十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歷史上最遼闊的冤獄。“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
　　專制制度是塊孕育背叛與密告的肥沃土壤﹐其中浸透著數不清的血淚與冤魂。在《古拉格群島》里﹐索爾仁尼琴探討了大量告密現象。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買面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一旦做到了這點﹐那麼他們“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之外”﹐還能達到另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所以﹐當“背叛成為生存方式”之後﹐”“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我自己就曾親身遭遇過類似的背叛和出賣。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在樣板戲劇團工作﹐那時的文藝工作者負有佔領革命舞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光榮使命﹐劇團領導把抓階級鬥爭新動向作為劇團建設的首要任務。何謂階級鬥爭新動向呢﹖階級敵人的破壞﹐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西方和平演變都是。那麼領導又是如何做到明察秋毫的呢﹐當然離不開告密。樂隊有位胡琴手曾一時手養﹐閒時偷偷拉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被人舉報後遭到批判。那時誰都知道這首歌是為大土匪賀龍（共和國開國元帥﹐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歌功頌德的﹐這是雷區﹐進不得的。
　　劇團有位舞蹈編導﹐因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不久前被空軍處理下放到我們團里來。禍起于他的一個夢。有天睡覺他做了個夢﹐夢見自己落在海水里﹐他遊啊遊啊遊了很久﹐終於上了岸﹐卻發現自己到了台灣。啊﹗台灣被我們大陸解放了﹐到處飄揚五星紅旗﹔台灣百姓像迎接親人一樣﹐敲鑼打鼓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他也真會做夢﹐夢里都惦記著祖國統一。第二天他把自己的夢當作笑話講給同事聽﹐遂被告發。上級說他這是做夢都想叛逃到台灣。他百口莫辯﹐含冤遭貶﹐斷送了前程。
　　七十年代初文藝界有個著名口號﹐就是演英雄人物﹐首先要學做英雄人物。我們劇團有位扮演郭建光（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主要人物）的主要演員﹐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人物的他﹐總感覺高人一等﹐平時不大合群。大家聚在一起胡侃閒聊時﹐他總是躲在一邊﹐手裡捧本毛選或紅旗雜誌（當時中共中央出版的期刊）﹐用紅藍鉛筆在上面劃道道。大家背地裡都稱他為“郭指導員”。
　　我那時有個貼身的寶貝——紅旗牌半導體收音機。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們的信息來源除了報刊雜誌﹐就是收音廣播了。我那時能將所有現代京劇的音樂熟記於心﹐全拜收音機所賜。在很長一段日子里﹐每當收音機一開始播放革命現代京劇﹐我會立即操起胡琴隨著廣播從始至終拉一遍﹐不管是哪齣戲﹐都難不倒我。到後來漸入佳境﹐甚至可以一個音符一拍節奏都不會有錯﹐與廣播吻合的嚴實合縫﹐完美無缺。我這一手﹐無論新老樂手﹐還是師傅徒弟﹐無不稱奇折服。這台半導體收音機除了作為我忠實的練琴夥伴之外﹐還常常引領我倘佯暢游更廣闊的世界。一天﹐我正在轉動收音機的旋鈕﹐“郭指導員”走了進來﹐突然對我大喝﹕你收聽敵台﹗聽到這聲蠻橫無端的指責﹐我立刻將旋鈕固定在他聽到的這段音樂上﹐反問他有什麼根據斷定這就是敵台。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很多可能不了解何為敵台。在中國﹐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被嚴格控制﹐政府控制之外的境外對華廣播一律稱為敵台﹐嚴禁收聽。其他在場的同事見這一指控非同小可。紛紛站出來勸解。我的一個好友平素就見不慣他那種假正經面孔﹐反指著他說﹕你如果事先沒聽過﹐怎知那是敵台﹖這句質問非常有殺傷力﹐只見他一下怔住了﹐臉紅一陣白一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急敗壞轉身走了。
　　幾天後﹐在一次排練間歇﹐我獨自坐在舞台下休息﹐“郭指導員”湊了過來坐在我身旁。他手裡拿本毛主席語錄﹐對我念了一段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領袖教導﹐接著就那天的事開始作自我批評。他態度之誠懇﹐言辭之煽情不覺打動了我﹐於是鬆懈了對他的警惕。我對他說﹕其實沒什麼﹐那天確實不是敵台﹔即使是又如何﹐我們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后代﹐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見我如此說﹐便循循善誘﹕那是當然﹐但階級敵人總是狡猾的﹐我們可不能上當受騙啊。我不知不覺把他當成知己﹐脫口而出﹕不會不會﹐香花毒草我還是分得請的﹐蘇聯﹐日本﹐還有台灣的中文廣播﹐在我調台時都曾碰巧調出過﹐也沒把我怎麼樣嘛﹐他們的造謠我根本就沒信過。“郭指導員”不露聲色﹐接著誇獎我一番﹐結束了那次交談。
　　第二天﹐我被叫到團部﹐三位領導臉色嚴峻﹐宣佈我被審查﹐交待自己的問題。
　　今日的中國大陸﹐因反腐運動派生出一個新詞彙﹕“雙規” ——就是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待問題。而四十年前﹐我有幸提早享受了這一政治待遇。我頭一天和“郭指導員”所說的話﹐被領導一字不差地重複出來﹐作為我無法抵賴的鐵證。從那天起﹐樣板戲劇團偷聽敵台事件成為各級領導抓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政績﹐他們紛至沓來﹐光顧這個他們從前很少踏足的劇團﹐作指示﹐搞路線分析﹔大會批判檢討﹐小會檢討批判。我的母親也被請到團里﹐為我的彌天大罪哭紅了雙眼。
　　此案最後的組織處理是對我網開一面﹐原因是我家庭出身好﹐根紅苗正﹔加上我的年齡小﹐業務水平高﹐屬於尚可改造之列。但那位替我辯護的好友就沒那麼幸運了﹐他的家庭出身不算好﹐作為老知識分子的父親被關進牛棚正在接受審查。團里決定拿他殺雞儆猴﹐作出予以除名的處份。才華橫溢的他當時正與團里一位靚女談戀愛﹐無端端禍從天降﹐兩個人涕淚對流﹐難捨難分﹐最終還是斬斷情絲﹐因我的無辜牽連而毀掉了這段美好姻緣。
　　我雖被放過一馬﹐但仍躲不過特殊的“政治待遇”﹐當那些因為偷聽敵台（聚眾收聽）的農民被當作現形反革命公審後處決時﹐我被迫肅立全程收聽公審實況……
　　眾人蒙難﹐惟有一人立功受獎﹐“郭指導員”因階級鬥爭覺悟高﹐黨組織一致通過其加入中共黨員。
　　九十年代﹐我們這些當年的老同事老戰友多次聚會﹐我都沒見過“郭指導員”。我很奇怪﹐就問大家﹐他為什麼一次也不來參加聚會﹖
　　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一個人肯去通知他。

　　日內瓦有過一條制約告密者的法律﹐“任何控告別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證明他的控告是正確時才能獲釋。”茨威格如是說。
　　但願我的祖國永遠告別密告﹐祝愿我的同胞不再因這魔咒而蒙冤受難﹐祈願我們的后代有一天能真正生活在祥和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