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的京胡演奏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的小字辈里，已经小有名气了。那是秋末初冬，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有天我接到市革委会通知，说是省领导要接见我们，交给我们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里要先打住，解释两个名词：革委会和政治任务。因为三十岁以下的读者会看不懂这两个名词。所谓革委会是个文革时期的临时权力机构，它在那个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非常时期，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地方行政权力。全称为ＸＸ省革命委员会，ＸＸ市革命委员会。著名的女英雄，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张志新烈士的死刑判决上，就盖有省革委会的朱红大印。可见这个机构不是吃干饭的，它可是地地道道的、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府衙门。
再来说说政治任务，在四十年前，这个词非常流行，出现率之高恐怕会创下汉语用辞率之最。那时候，只要是领导交给你的工作，几乎都可以冠以政治二字。一是那年代本身就是个火热的政治年代，你要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就是最大的、最革命的政治表现；二是在工作任务前面特别注明政治二字，如果是出自权力机构，那么又不一样了，那说明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出不得半点毗漏；一旦出了毗漏，那是要层层追查责任的。
记得我后来参军并到一个城市的市样板戏剧团学习时遇到的一件乌龙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件事的非同小可。那个样板戏剧团（相当于今天的京剧团），当时正上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那时对样板戏剧团来说，演好革命样板戏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剧中第六场“打进匪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假扮土匪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在舌战八大金刚的严厉盘问后，要向座山雕献上晋见礼——先遣图。那天演出时，当杨子荣唱道：“崔旅长抬头请观看，宝图献到你——面——前。”紧接着展图，座山雕拂袖，率众匪接图。这时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意外，杨子荣在怀中左掏右掏，就是拿不出图来。此刻是这出戏第六场的高潮处，没有图，戏没法收尾了。事后查明是后台工作人员的疏忽，忘了将道具先遣图事先放在杨子荣的皮大氅的衣兜里，而扮演英雄的主角恰好也忘了事先检查。
那阵子，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没别的，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人们不仅对八个样板戏的剧情倒背如流，就连大多唱腔也是张口就来。演员出了这样的错，谁还看不出来，顿时全场哗然。据说那天还有市革委会领导和军区首长看戏，这等于捅了通天的大漏子。演完下来，大家都虎着脸，第二天全团召开路线分析会。今天的人不会懂得路线分析会为何，实际上就是批判大会。所谓路线，是指红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什么事都讲站队，你要分析自己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了，还是站到错误路线上了。政治任务演砸了，说你路线站错了是轻的，扣你个阴谋破坏的罪名那可是天大的事。所以会刚一开始，只见那位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号啕大哭，一直哭个不停，他是被吓的整个人崩溃了……唉，话题又扯远了。
当时刚满十五岁的我，接到的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任务呢？当然是演出任务了，但演出的对象非同寻常，演出的舞台更是少见——是在疾驶向北的火车上。
在六十年代末的冬天，经过山海关向北的列车，很多都是专列。所谓专列，是指不搭载普通乘客的列车。从那年月过来的人都晓得，只有毛主席坐的火车那才叫专列；再就是军队大规模调动所乘的列车也叫专列，可等级就低多了，都是闷罐子，有点象如今的集装箱列车。那么我将要去演出的专列又是什么呢？
是知青专列，全部满载着大我一、两岁的青年男女，他们来自京，津，沪，甚至远到苏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被一辆又一辆的专列输送到遥远的北大荒，等待他们的是垦荒戍边的半军事化组织——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接受的演出任务很重，先乘火车由我所在的省会城市直奔锦州，从锦州登上知青专列，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表演，等到全部车厢演出结束，我们这些小演员被请到餐车吃顿丰盛的大餐犒劳一下，就差不多快要到沈阳了。到了沈阳站我们下车，马不停蹄又搭乘去山海关的列车原路返回。再接着登上下一列知青专列。
一趟专列下来，我们要连续表演几十个车厢，我还可以撑得住；但却苦了演唱京剧唱腔的小演员们。跟我一起表演的有一位小男生唱老生和黑头，别看他小我两岁，可亮起嗓那可绝不含糊。将样板戏里的人物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那年头，这种豪情壮志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有一腔热血，千难万险都不在话下。上级领导特别交待，为这些奔赴北大荒去战天斗地的革命青年演出，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他就非常卖力地一路唱下来，嗓子居然不倒。他的演唱挺受知青的欢迎，我想，可能是他矮小的身材和他那高亢厚实的嗓音组合成了一种人小鬼大的喜剧效果所致。
我们队伍里还有位小提琴手，她叫丹妮，小我两岁，长的象个洋娃娃，一头卷发，高鼻梁和略深陷的眼睛，皮肤白得耀眼。我已记不得是她的母亲还是父亲有苏俄血统。她长得有点特别，拉的曲子也很特别。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经典小提琴曲，都被当作封、资、修而打入冷宫。她拉的这首曲子是她那位身为省内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的父亲亲自为她量身打造的。曲调主题来自一首当年著名的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可她拉起来却并不简单，小提琴独奏曲该有的音乐元素都被她的父亲写进去了，没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多年专业训练，是无法驾驭这首作品的。更绝的是她一边演奏，一边起舞，这种融音乐语言和身体语言于一炉的演奏风格，令观者大跌眼镜。想当年，她这首曲子曾红透了全市的革命舞台。当今名震国际乐坛、拥有无数粉丝的华裔小提琴演奏家陈美绝想不到，早她几十年前在中国，就已有位漂亮女孩用她现在这种标志性风格在演奏小提琴了。不过那是在疯狂的年代，红色的年代，文化艺术集体失语的年代，丹妮也就注定永远无法成为陈美。
知青专列多在夜间经过辽沈线。所以我们的演出，多是在夜里。这些专列，有的车全部是京腔京味，上车就感到这是到了京城地界儿；有的车清一色吴侬软语，上了这趟车就象到了国外，一句话也听不懂。北京的知青多喜欢我的京胡节目；上海知青多爱看丹妮的小提琴。在经过一个个车厢时，我也留意到行李架上间或出现的吉它，小提琴和手风琴，它们沉默不语，伴随着他们的主人一起慷慨赴边。我当时绝想不到自己仅仅一年后，也同他们一样，带着我那两根弦的伙伴，走进冰天雪地，走进坎坷磨砺的人生……
可能是入夜的关系，我从所有的知青专列上始终没看到热烈气氛和谈笑风生。那是你只要登上国内的列车旅行就会立刻感受到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南方的专列，女孩子之大胆令我目瞪口呆。在那个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的红色年代，我竟然见到她们与同车的男孩子紧密相拥，并用毯子和棉大衣将自己裹的严严实实，象给自己营造了个遮风避雨的小茧，用暂时的卿卿我我，来抵御未来的不可知和乡愁。我从许多人的神色中读到了迷惘和不安，困惑和无助。我所见到的与我在报纸广播里得到的信息反差是那样大。
那时我在偷偷阅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说偷偷是因为如果被发现，书会立即被没收再丢进火堆里。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饱经磨难无辜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被判罪流放远赴西伯利亚。玛丝洛娃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永远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女性，我记得我甚至痴迷地爱上了她而无法自拔，痴迷得象歌德笔下的无可救药的少年维特。这个文学形象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左右着我的文学阅读，主宰着我对女性的价值判断。
当我结束这次演出任务走下最后一列知青专列，举头望着车窗里向我们挥动告别的手，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油然生出一丝孤独和惆怅，那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只觉得车窗后的一张张面孔似乎在幻化成一个又一个玛丝洛娃，那张张凄美的面庞，伴随着汽笛的嘶鸣，缓缓移动，从我面前滑过，最终消失在茫茫雪夜之中……
五年后，正在服役的我被叫去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内容触目惊心，令我不寒而栗。广州，云南，内蒙，黑龙江等地生产建设兵团的部分师、团、营、连各级干部，利用职权奸污迫害女知青数量惊人，情节恶劣，被执行枪决达十数人……
后来曝光的统计数字是，整个上山下乡期间数千万知青中，有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数目直逼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中国妇女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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